事情是這樣引發的：以胡適任發行人的刊物《自由中國》，以西方的自由民主精神為武器，對抗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在1956年10月31日蔣介石做七十大壽時，《自由中國》出版了別具用心的“祝壽專號”，上有胡適寫的《述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希望蔣介石不要大權獨攬而應發揚民主，做個“無智、無能、無為”的守法遵憲的“三無領袖”。胡適的摯友、該刊主編雷震寫的文章，則要求官方徹底改革“國防”與“經濟”。
胡適這時儘管在海外，但他仍時刻關心著祖國大陸的思想文化狀態。他在接受《台灣新生報》採訪時，認為大陸在搞“百家爭鳴”，開放思想自由。如果台灣不再“徹底實行言論自由”，那就不能“樹立真正與共產黨不同的模範省”。胡適還面勸蔣介石將國民黨一分為二乃至一分為三，以便群眾監督。胡適這些言論及《自由中國》所散布的徹底改革時政的主張，很快遭到國民黨官方的迎頭痛擊。1956年12月蔣經國主持的“國防部總政治部”，以“周國光”名義發布絕密的第99號特種指示《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小册子，其中不點名批判胡適在“製造人民與政府對立，破壞團結，減損力量，執行分化政策……”其“目的在散播和推廣個人自由主義思想，好叫人們尊崇他為自由主義者的大師，由他領導來批評現實，批評時政，批評當政者，促進所謂政治進步，造成與自由民主的英美國家一樣。這是他不了解中國當前革命環境，完全近乎一種天真的妄想”。從不正面點名和使用“不了解”及“天真的妄想”詞句看，國民黨對胡適的攻擊是有限度的。鑒於胡適過去與蔣介石私交不錯，胡適流亡海外後又像過去一樣從政治上支持國民黨，故這次批起來火力不足，且只搞了半年就匆匆收場，與大陸的批胡運動相比，無論在聲勢還是在力度方面，均有一定的差距。
對來自海峽兩邊的隆隆“炮聲”，胡適均處之泰然。從1925年起他就開始習慣被人罵，反而“成了一個不怕罵的人。有時見人罵我，反使我感覺我還保留了一點招罵的骨氣在自己人格裡，還不算老朽”。當大陸“大鳴大放”時，北京曾派人向美國的胡適帶話說：“我們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們反對的不過是胡先生的思想。”胡適聽後大笑說：“沒有胡適的思想，就沒有胡適。”的確，一旦把胡適的思想批倒批臭時，其人格又怎麼可能叫人尊重？
一再捲入政治鬥爭漩渦
國民黨官方圍剿《自由中國》的事件發生後，作為該刊後台老板的胡適，感到有責任回台灣處理好這一問題。更重要的是，六十七歲的胡適不想再長期飄零海外，而想葉落歸根過幾天清靜的日子，利用南港史語所的藏書，將未寫完的《中國思想史》全部完成，然後再寫一部英文本的《中國思想史》，接著再寫《中國白話文學史》的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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