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不僅自己在學術上獨樹一幟，而且在做學術領導工作方面，也顯出很高的才能。他痛感人才流失嚴重：出去深造的學生中，百分之九十五不願回來服務。在中國香港、新加坡各地大學，也爭相向台灣各大專院校高價競聘教授。為了改變這種狀況，胡適草擬了十一條措施加以補救，其中有撥專款、設立“研究補助費”、所有研究機構的學術刊物經費由政府承擔等項。幾經力爭，“行政院”在核准這筆預算時，還是壓縮了一大半。
無論是學術威望還是領導才能，胡適均有巨大的號召力。台灣文化界在胡適所標舉的科技振興工程的感召下，個個雄心勃勃。胡適也果然不負眾望，他在海內外積極搜羅各種人才，並為年輕一代新任院士耗盡心血。舉凡申請經費乃至會務安排，他都要親自過問。他最大的目標是把“中央研究院”辦成普林斯頓研究院那樣有國際聲望的學術機構。
為了實現這一計劃，胡適從上到下、從內到外，對“中央研究院”實行了一系列改革。他從小事做起，以身作則作出示範：按照傅斯年在研究院留下的好習慣，不准研究人員在研究院宿舍打麻將，並把喜愛打麻將的胡夫人安排在別的地方打。他對研究院發的充滿官腔官調的文件很不滿。他說：“這班院士是我的老朋友，我想在稿子上添上‘吾兄’兩字，卻無法添入。他們都是學術界的人士，也看不慣這樣的公文。這樣的公文連一點人情味也沒有，而且我們的‘中央研究院’不是機關，應盡量避免用公文。”在胡適的指示下，院部文件多用私函發出，並由他親自簽署。他還提醒下屬凡用他的名字簽發的普通回信，不要用衙門氣十足的“胡院長”，而改稱“胡適之先生”。他這種不是黨辦院而是同仁辦院和自由主義思想辦院的作風，體現了一種在學術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有利於防止政治入侵學術和溝通上下級之間的關係，使學術研究不受任何外界干擾得到健康發展。
作為一位自由主義者，胡適的用人標準不是政治第一，而是學問第一。研究院數學研究所有一位出類拔萃的研究人員劉登勝，1960年赴美深造時，因其父反對現政權而被國民黨鎮壓，“台灣警備司令部”不許這位有問題的兒子出境。胡適得知這一消息後，親自向陳誠寫信，要求實行“罪人不孥”的法意，“不可因為父親犯罪而剝奪他的兒子出國進修的難得機會”。另有一青年數學家項武忠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研究所每年三百美元的獎學金，另有兩千四百美元的銀行存款作保證金，可美方認為此人財力不足，不能赴美。胡適聞此消息後，親自為其作擔保，使項武忠順利實現赴美深造的美夢。胡適如此愛惜人才和提拔後進，不怕花自己的時間為他人作嫁衣，使台灣學術界許多人都稱讚他辦事秉公和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作風。
曾想收李敖做徒弟
李敖是海內外最受爭議的人物。三十多年來，人們對他千夫所指，他對人們橫眉冷對，唯獨對胡適十分崇拜。上初中時，他從一位朋友那裡借到《胡適文存》，讀來如痴如醉，從此胡適成了他心中的偶像。1952年10月1日，十七歲的李敖在台中給胡適發了一封長達兩千字的信。1954年，還在上高中的李敖寫了一篇論《胡適文存》的文章，遲至1957年3月1日才在《自由中國》刊出。從讀到李敖在中學時寫給他的信起，胡適就記住了這個年輕人的名字。這次讀了李敖的評文，胡適進一步加深了對他的印象。發表此文的雷震還專門寫信給胡適，要他特別注意李敖這位後起之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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