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憤怒中的困惑：人民外交還是職業外交？
中國人憤怒了。
“抵制日貨！”這是首先發出的聲音，也是可以一下子在各地展開的共同行動。既是憤怒的宣洩，也是一種姿態的表示，更有很多人認為抵制日貨，制裁日本，能夠起到打擊日本經濟、削弱日本軍事力量的作用。當憤怒把民族情緒點燃之後，主動也好，被動也好，有作用也好，無作用也好，實際上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遭遇“九一八事變”的國難時刻，每個人都需要、也必須以各種方式表明其立場和態度。於是，抵制日貨的浪潮，頓時席捲中國乃至世界各地。
1931年10月26日，當《時代》選擇蔣介石、宋美齡作為封面人物時，“抵制日貨”浪潮成了報道中國局勢的背景之一：
在上海，那些敢偷偷摸摸賣日貨的店主，上周受到由“反日協會”自己任命的中國“警察”的嚴厲懲罰，哭哭啼啼地被關進臨時設立的監獄。
這些不愛國的商人嚇得說不出話，跪在“反日協會”審判者面前不停地磕頭求饒。“審判員”處以罰款，懲罰他們賣日貨的罪行，“罰金”達一萬墨西哥元（兩千五百美元）。凡是被處以罰款而稱無力支付的店主，就被押進反日協會的監獄，讓他們在里面挨餓。這種怪異的審判，以各種方式出現，公然違法的行為卻在各地得到中國公眾輿論的支持──人類四分之一民眾的輿論。
成千上萬的城市與鄉鎮，愛國者匯成一個整體，發出如下神聖的誓言（由中國首都南京的全部師生宣誓過）：“對著青天白日，對著我們的祖國，對著我們祖先的陵墓，我們全體教職員工和學生發出莊嚴宣誓，隻要我們活著，就永不使用日貨。如果違反誓言，老天可以懲罰我們，別人可以處死我們！”
全世界的唐人街紛紛抵制日貨。
在安大略溫莎的白人，吃驚地看到四百名加拿大華人採取波士頓茶葉黨同樣的舉動，集中價值六千美元的日本茶葉、絲綢和海鮮，澆上汽油，由溫莎的德高望重的李楓（Fong Lee，音譯）發表鄙視日本的演講，然後點燃柴堆。在太平洋之岸，美國航運公司高興地看到日本的公司取消了中日航班，自己則多了生意機會。（《時代》，1931年10月 26日）
《時代》的報道為我們了解當年中國的抵制日貨運動的概貌，提供了生動畫面和細節。慷慨激昂的積極分子在嚴厲斥責﹔被處罰、被關押的商人們在無奈地哀求﹔南京的師生們在神聖宣誓……這些發自民間的聲音，與9月18日柳條湖的爆炸聲、北大營的槍聲以及張學良的嘆息與呼籲，混合一起，渲染出1931年中國的悲情。
1931年中國民眾的憤怒是必然的。我收藏有一本1927年 8月上海太平洋書店出版的《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原名《中國近時外交史》，劉彥著），此書附頁上刊有該書店出版其他圖書的介紹，其中多種與日本有關。《日本並吞滿蒙論》由日本的細野繁勝撰述，出版社將這樣一本鼓吹日本應該佔領滿洲和蒙古的書翻譯出版，正是借此向國人發出警示。
“日本人野心大暴露”──這是該書廣告的標題。廣告寫道：
據著者的意思：中國並非國家，中國人是萬惡所歸的下賤劣種。所以本書的結論，對全中國則謂應歸列國共管，對滿蒙則應歸日本佔領。但是它怕列國妒忌，於是假借滿蒙對列國開放之名以售其奸。照歷年日政府聲明滿蒙歡迎外資，及最近田康莊在美所宣傳，更足証明著者所雲，並非一人之見解，實為日本之國策。──我素視和平如生命目戰爭為罪惡的中國民眾啊，對於野心蓬勃的日本，真不可不加緊抵禦﹔對於暴露其野心之本書，尤不可不深切注意哩。
不幸的是，四年之後，廣告詞中的憂慮成了殘酷現實﹔“不可不加緊抵禦”的警示，則變成了“抵制日貨”的實際行動──激烈對抗情緒中分明有深深的悲哀與無奈。
在這樣的時刻，蔣介石被推到漩渦之中。日本侵略東北，無疑打亂了蔣介石欲集中力量圍剿紅軍、消滅共產黨的部署，但他仍把共產黨看成最大的心腹之患。“攘外必先安內”──這是他既定的方針，不會因“九一八”的突然來臨而改變。1931年11月30日，蔣介石在一次會議上稱：“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因此，儘管蔣介石口頭上一再聲稱要向日本宣戰，很大程度上卻是在做出一種姿態。他清楚中國與日本軍事力量的懸殊對比，1931年，在他看來中國不可能戰勝日本。他說他需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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