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0月12日《時代》封面：日本幣原外相蔣介石更不可能在現場。9月18日這一天，蔣介石在南京登上永綏號軍艦，他將前往江西南昌直接部署對中共蘇區的第三次圍剿。沈陽發生突變，張學良向南京中央政府發去急電時，蔣介石的輪船正行駛在長江的茫茫夜色中。第二天，9月19日軍艦抵達湖口時他得知了消息。（參見《三聯生活周刊》總第329期）蔣介石欲親自指揮圍剿紅軍的部署，又一次被突發事件所打亂。兩天後，他匆匆趕回南京，處理更為緊迫、也更棘手的國際沖突。
就在這一背景下，1931年10月26日出版的《時代》，選擇蔣介石和宋美齡夫婦作為這期雜誌的封面人物。在他們之前，10月12日，日本方面負責處理“九一八事變”的日本外相幣原率先成為封面人物。有些奇怪，張學良是與這一事件最直接的最關鍵人物之一，似更應選為封面人物，但《時代》挑選的是蔣介石。大概他們更看重該事件引發的是整個中國的危機。
蔣介石和宋美齡這是蔣介石第二次成為《時代》的封面人物，上一次是在1927年4月4日。四年多過去，蔣介石似乎走到中國政治舞台中心，儼然頭號政治強人，但實際上，直到1930年9月中原大戰打敗馮玉祥、閻錫山之後，他才算真正控制了南京的國民政府，距“九一八事變”發生還不到一年。即便如此，他能直接控制的地盤也很有限。他面對著各種嚴峻挑戰──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鬥爭已呈星火燎原之勢﹔國民黨內部反對派另立廣州政府形成強有力對抗……號稱第一巨頭，他何曾有過一天安寧？更遑論所謂權威。如今，更大的國際挑戰來到了。
日本當然了解蔣介石和中國的情況，在他們看來，在國內局勢已令蔣介石焦頭爛額的情形下，他和他的政府無疑是脆弱的，甚至是不堪一擊的。正因為如此，日本隨後才敢公開蔑視中國對“九一八事變”的反應，對中國以及國聯持強硬態度：
在東京，一位沒有透露姓名的日本政府官員稱：“世界不能讓日本向中國低頭。如果這樣做，將導致嚴重後果。”
“南京是無能的。”位於麻煩地帶中心的日本南滿鐵路株式會社總裁內田，上周對記者這樣說。他一副蠻橫跋扈的樣子，談及日本在滿洲的軍事長官已做的和將做的事情。
“我認為張學良（被日本趕走的滿洲統治者）不會回到沈陽。”
他繼續說出最重要的一點：“既然南京的中國政府不能進行談判解決問題，日本就必然要與一個新的即將成立的滿洲當局進行談判。”
內田之所以稱張學良不會從北平（他的養病之地）回到沈陽，有這樣一些原因：
1．日本裝甲車控制著連接北平和滿洲的鐵路上的二十六個車站﹔
2．日本轟炸機對錦州的中國兵營的轟炸，對從沈陽撤到錦州的張元帥的滿洲部隊，已造成心理和軍事上的打擊﹔
3．日本偵察機第一次從滿洲南部飛進原來意義上的中國，在北平、天津上空呼嘯盤旋，而在天津，住有日本控制的傀儡“中國皇帝”（指已罷黜的宣統皇帝溥儀──引者注）﹔
4．日本驅逐艦和炮艇已出現在所有中國的港口，無論沿海或內河（見地圖）。二百名日本海軍陸戰隊士兵已經在上海登陸，增援已經在“保衛”上海日租界的部隊。（《時代》，1931年10月19日）
中國面對的是一個軍事強國。以蔣、宋夫婦為封面的這期《時代》雖以“黃埔”為題報道中日之間可能爆發戰爭，但他們列舉出雙方的軍事力量數字似乎又在告訴讀者，如果開戰，這會是一場實力對比十分懸殊的戰爭：
黃埔是中國的西點軍校，其學生赫赫有名，頗受曾任校長的蔣主席器重，黃埔教官是今日中國軍隊的骨幹。
蔣主席兩周前威脅說要向日本宣戰。上周，他保持沉默，緊張地與北方軍閥急電聯繫。有兩位軍閥可能參加與日本的戰鬥，一是在內蒙古的“基督將軍”馮玉祥元帥，一是“模範督軍”閻錫山元帥，他們都是中國家喻戶曉的戰將。過去他們曾與蔣合作過（見《時代》1928年10月24日），如果此次他們加入到蔣主席的行列，中國將有大約二十萬訓練有素、裝備齊全的軍隊與日本對陣，另外還有一百六十萬沒有戰鬥力的雜牌軍或者雇傭軍。
日本正規軍兵力為 210，880人，其中一萬五千名日本士兵上周佔領了滿洲，日本受過訓練的公民已被征兵，準備換上軍裝，總數達一百七十五萬人。在海上，日本有中國無法比擬的海軍，總噸位達到798，394噸，中國整個海軍（六十八艘）的總噸位還不如一艘英國超級無畏級戰艦（40000噸）。日本對中國戰鬥力的看法，由東京的一位政府發言人表達出來：“如果中國向日本宣戰，我們完全不必考慮。”（《時代》，1931年10月26日）
中國在危難中。
自鴉片戰爭後，滿洲就不斷面臨著俄國和日本的蠶食、控制，現在演變成了日本的侵吞。中國會如何面對侵吞？中日會宣戰嗎？滿洲會被分離出去嗎？日本到底要走到哪一步？世界將如何應對未來一切？一連串的焦慮擺在了全世界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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