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看白浪滔天：關玉衡遠去的身影
當我們今天回顧“九一八”之夜時，不能不關注另外一個人──關玉衡。這是一位很容易被忽略的歷史人物，9月18日這一天，他正以特殊的身份出現在沈陽。
論地位和聲名，關玉衡與張學良和蔣介石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他不過是張學良的一位級別不高的部下，時任東北軍興安區屯墾公署軍務處長兼駐科右前旗察爾森第三團上校團長。可是，他卻是歷史環節中至關重要的人物。在“九一八”夜晚來臨之前的兩個多月時間里，因他而發生的“中村事件”，成為轟動世界的令中日關係日趨緊張的焦點，日本關東軍也正是以此為借口策劃和製造了“九一八事變”。
在報道“九一八”時，《時代》也提到了“中村事件”：
顯而易見，中日之間存在已久的世仇，造成了熱愛和平、日益貧困的人民，對日益發展成功的軍事化鄰居的厭惡。這一仇恨在中國發現滿洲逐步被蠶食後愈發加深。在中國，到處都有日本的軍人。一年多來，整個滿洲也一直出現反日浪潮。上個月，日本陸軍的中村大尉離開沈陽，前往勘察繪制滿洲內地的地圖。他帶有經中方當局簽發的許可証明，但對不識字的中國士兵來說，這不過是一張廢紙。中村大尉被作為間諜逮捕並處決。（《時代》，1931年9月28日）
中村，即日本關東軍的中村震太郎大尉，他離開沈陽應是在1931年6月初，同行者一共四人。他們化裝成平民，前往滿洲西部與內蒙古相鄰的興安嶺一帶勘察地形，《劍橋中華民國史》說這是日本在為與蘇聯作戰而做準備。在完成任務返回沈陽途中，中村一行被屯墾軍第三團士兵抓獲，間諜身份暴露，隨後關玉衡下令秘密處決，並將屍首焚燒。關玉衡隨後將具體情況向上報告，在北平的張學良得知後，立即電令關玉衡“妥善滅跡，做好保密”。（參見《“中村事件”真相》，內蒙古新聞網）
中村等人被處決的實情，最終被日方獲知，並以此向中方施加壓力。圍繞中村事件的外交風波一日日向戰爭的邊沿演變。起初，張學良並不示弱，1931年8月31日他在致外交部長王正廷的電報中說：“關於中村大尉事件，調查結果，該大尉等既未入日方所主張之遭難區域，虐殺自為無根之事實，故日本政府如向南京外交部要求再調查時，請即以義嚴詞正，委婉拒絕。”（《張學良文集》，第174頁）不僅他如此，一些中國輿論也持相近態度。甚至到了1947年，生活書店出版的《中國近代史》（錢亦石著）仍這樣認為：
所謂中村事件，隻不過是一個微乎其微的問題，中村是日本大尉階級的軍人，由日本參謀部派往滿蒙調查地理，進至僻地而告失蹤。據長春通信：中村變裝華服，前往洮南一帶，實行秘密調查，日往來於深山長林之中，一日遇胡匪三十餘名，以其身穿華服，疑為軍警偵探，遂至失蹤。他是潛往中國內地調查，預備作侵略計劃的，其失蹤與否，我國當然不能負責。中村大尉即或為胡匪殺害，亦屬咎由自取。（《中國近代史》，第234頁）
但在1931年9月初，迫於各方壓力，張學良態度開始軟化，他似乎感覺到了事情的復雜性與嚴峻，他再也不能輕視日軍咄咄逼人的威嚇。9月4日，在給留守沈陽的官員的電文中，他的語氣有了很大轉變：
接湯爾和電，言日方對中村事件表示極嚴重，謂我方有意推諉，日陸軍方面異常憤慨等語。已復以此真相實在不甚悉，並非故意推諉，現正在調查中，如責任確在我方，定予負責者以嚴重之處置。如日方對此案有何舉証，極所樂聞，以為調查之參考等語。究竟此案真相如何，並與日方交涉之經過，希速詳復為盼。（《張學良文集》，第174頁）
於是，在民間被譽為英雄的關玉衡，轉眼間即將作為“凶手”面臨懲處。這顯然是張學良不願做卻又不能不做的決定。據史料，關玉衡在東北講武堂曾和張學良有同學之誼，在張作霖時期曾任帥府駐京軍務處長，後調任東北炮兵軍參謀處長，張學良對他無疑是信任而厚愛有加的。但張學良沒有想到“中村事件”會招致日方如此強烈的反應，壓力之下他不得不派人將關玉衡押解至沈陽。對外公開說是已被憲兵司令部關押，但實際上被暗中保護，住在憲兵副司令李香甫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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