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式的笑容
二戰期間，我被困德國，一呆就是十年。二戰結束後，聽說寅恪先生正在英國就醫。我連忙給他寫了一封致敬信，並附上發表在哥廷根科學院集刊上用德文寫成的論文，向他匯報我十年學習的成績。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問我願不願意到北大去任教。
北大為全國最高學府，名揚全球；但是，門坎一向極高，等閑難得進入。現在竟有一個天賜的機遇落到我頭上來，我焉有不願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薦給了當時的北大校長胡適之先生、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文學院長湯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學術界有極高的聲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領導立即接受。於是我這個三十多歲的毛頭小夥子，在國內學術界尚無籍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進了北大的大門。唐代中了進士，就“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我雖然沒有一日看遍北京花；但是，身為北大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心中有點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嗎？
在此後的三年內，我在適之先生和錫予（湯用彤）先生領導下學習和工作，度過了一段畢生難忘的歲月。我同適之先生，雖然學術輩份不同，社會地位懸殊，想來接觸是不會太多的。但是，實際上卻不然。我們見面的機會非常多，他那一間在孑民堂前東屋裡的窄狹簡陋的校長辦公室，我幾乎是常客。作為系主任，我要向校長請示匯報工作。他主編報紙上的一個學術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談學術問題。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待人親切和藹，見什麼人都是笑容滿面，對教授是這樣，對職員是這樣，對學生是這樣，對工友也是這樣。從來沒見過他擺當時頗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會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導師會上，在北京圖書館的評議會上，我們也時常有見面的機會。我作為一個年輕的後輩，在他面前，絕沒有什麼局促之感，經常如坐春風中。
適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絕不老氣橫秋，而是活潑有趣。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難忘。有一次召開教授會。楊振聲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貴的古畫，為了想讓大家共同欣賞，他把畫帶到了會上，打開鋪在一張極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嘖嘖稱讚。這時適之先生忽然站了起來，走到桌前，把畫卷了起來，作納入袖中狀，引得滿堂大笑，喜氣洋洋。
這時候，印度總理尼赫魯派印度著名學者師覺月博士來北大任訪問教授，還派來了十幾位印度男女學生來北大留學。這也算是中印兩國間的一件大事。適之先生委托我照管印度老少學者。他多次會見他們，並設宴為他們接風。師覺月作第一次演講時，適之先生親自出席，並用英文致歡迎詞，講中印歷史上的友好關係，介紹師覺月的學術成就。可見他對此事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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