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之先生在美國留學時，忙於對西方，特別是對美國哲學與文化的學習，忙於鑽研中國古代先秦的典籍，對印度文化以及佛教還沒有進行過系統深入的研究。據說後來由於想寫完《中國哲學史》，為了彌補自己的不足，開始認真研究中國佛教禪宗以及中印文化關係。
我自己在德國留學時，忙於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以及佛典拼命，沒有餘暇來從事中印文化關係史的研究。回國以後，迫於沒有書籍資料，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開始注意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在解放前的三年中，只寫過兩篇比較像樣的學術論文：一篇是《浮屠與佛》，一篇是《列子與佛典》。第一篇講的問題正是適之先生同陳援庵先生爭吵到面紅耳赤的問題。我根據吐火羅文解決了這個問題。兩老我都不敢得罪，只採取了一個騎墻的態度。我想，適之先生不會不讀到這一篇論文的。我只到清華園讀給我的老師陳寅恪先生聽。蒙他首肯，介紹給地位極高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發表。第二篇文章，寫成後我拿給了適之先生看，第二天他就給我寫了一封信，信中說：“《生經》一證，確鑿之至！”可見他是連夜看完的。他承認了我的結論，對我無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這一次，我來到台灣，前幾天，在大會上聽到主席李亦園院士的講話，中間他講到，適之先生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在下午飲茶的時候，他經常同年輕的研究人員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他說：做學問應該像北京大學的季羨林那樣。我乍聽之下，百感交集。適之先生這樣說，一定同上面兩篇文章有關，也可能同我們分手後十幾年中我寫的一些文章有關。這說明，適之先生一直到晚年還關注著我的學術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還可能有其他任何的感想嗎？
他對共產黨沒有深仇大恨
在政治方面，眾所周知，適之先生是不贊成共產主義的。但是，我們不應忘記，他同樣也反對三民主義。我認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國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就是美國。這同他的個人經歷和哲學信念有關。他們實驗主義者不主張設什麼“終極真理”。而世界上所有的“主義”都與“終極真理”相似，因此他反對。
他同共產黨並沒有任何深仇大恨。他自己說，他一輩子沒有寫過批判共產主義的文章，而反對國民黨的文章則是寫過的。我可以講兩件我親眼看到的小事。解放前夕，北平學生經常舉行示威遊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饑餓反迫害等等，背後都有中共地下黨在指揮發動，這一點是人所共知的，適之先生焉能不知！但是，每次北平國民黨的憲兵和警察逮捕了學生，他都乘坐他那輛當時北平還極少見的汽車，奔走於各大衙門之間，逼迫國民黨當局非釋放學生不行。他還親筆給南京駐北平的要人寫信，為了同樣的目的。據說這些信至今猶存。我個人覺得，這已經不能算是小事了。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長辦公室去見適之先生，一個學生走進來對他說：昨夜延安廣播電台曾對他專線廣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後，將任命他為北大校長兼北京圖書館的館長。他聽了以後，含笑對那個學生說：“人家信任我嗎？”談話到此為止。這個學生的身分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沒有拍案而起，怒發衝冠，態度依然親切和藹。小中見大，這些小事都是能夠發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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