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之先生以年輕而得大名，譽滿士林。我覺得，他一生處在一個矛盾中，一個怪圈中：一方面是學術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為一個“過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識到身陷怪圈。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認為，這個怪圈確實存在，而且十分嚴重。那麼，我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呢？我覺得，不管適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畢竟是一個書生，說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書呆子。我也舉一件小事。有一次，在北京圖書館開評議會。會議開始時，適之先生匆匆趕到，首先聲明，還有一個重要會議，他要早退席。會議開著開著就走了題，有人忽然談到《水經注》。一聽到《水經注》，適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擻，眉飛色舞，口若懸河。一直到散會，他也沒有退席，而且興致極高，大有挑燈夜戰之勢。從這樣一個小例子中不也可以小中見大嗎？
與適之先生分別之後
我同適之先生在孑民堂慶祝會上分別，從此雲天渺茫，天各一方，再沒有能見面，也沒有能通音信。
我現在談一談我的情況和大陸方面的情況。我同絕大多數的中老年知識分子和教師一樣，懷著絕對虔誠的心情，向往光明，向往進步。覺得自己真正站起來了，大有飄飄然羽化而登仙之感，有點忘乎所以了。我從一個最初喊什麼人萬歲都有點忸怩的低級水平，一踏上“革命”之路，便步步登高，飛馳前進；再加上天縱睿智，虔誠無垠，全心全意，投入造神運動中。常言道“眾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群策群力，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覺自願，決無半點勉強。對自己則認真進行思想改造。原來以為自己這個知識分子，雖有缺點，並無罪惡；但是，經不住社會上根紅苗壯的階層人士天天時時在你耳邊聒噪：“你們知識分子身軀臟，思想臭！”西方人說：“謊言說上一千遍就成為真理。”此話就應在我們身上，積久而成為一種“原罪”感，怎樣改造也沒有用，只有心甘情願地居於“老九”的地位，改造，改造，再改造，直改造得懵懵懂懂，“兩涘渚岸之間，不辨牛馬”。然而涅槃難望，苦海無邊，而自己卻仍然是膜拜不息。通過無數次的運動，一直到十年浩劫，自己被關進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開肉綻，仍然不停地膜拜，其精誠之心真可以驚天地泣鬼神了。改革開放以後，自己腦袋裡才裂開了一點縫，“覺今是而昨非”，然而自己已快到耄耋之年，垂垂老矣，離開魯迅在《過客》一文講到的長滿了百合花的地方不太遠了。
至於適之先生，他離開北大後的情況，我在上面已有涉及；總起來說，我是不十分清楚的，也無法清楚。到了1954年，從批判俞平伯先生《紅樓夢》研究的資產階級唯心論起，批判之火終於燒到了適之先生身上。這是一場缺席批判。適之先生遠在重洋之外，坐山觀虎鬥。即使被鬥的是他自己，反正傷不了他一根毫毛，他樂得怡然觀戰。他的名字仿佛已經成一個稻草人，渾身是箭，一個不折不扣的“箭垛”。大陸上眾家豪傑，個個義形於色，爭先恐後，萬箭齊發，適之先生兀自巍然不動。我幻想，這一定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景觀。在浪費了許多紙張和筆墨、時間和精力之餘，終成為“竹籃子打水，一場空”，亂哄哄一場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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