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收多年的社會撫養費，終於要退出歷史舞台了。據新京報報道，7月20日，《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正式對外發布。《決定》在組織實施好三孩生育政策中提出，取消社會撫養費、清理和廢止相關處罰規定，將入戶、入學、入職等與個人生育情況全面脫鈎。消息一出，引發強烈反響。
取消社會撫養費，無疑是我國生育政策嬗變的標志性節點。在“十四五”規劃首次提出“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的背景下，取消社會撫養費既對生育政策包容性做了注解，也呈現了風向標式意義。
生育政策，關乎民生，茲事體大，其沿革當順應規律，也照應人心。而社會撫養費的取消，就順乎理也合乎情：於理而言，社會撫養費本就是階段性生育政策的產物，如今已完成了其歷史使命；於情來講，在三孩生育政策出來後，很多人就擔心社會撫養費的存在會反向掣肘其生育提振效果，現在這筆費用取消，許多人心中的石頭也落了地。
以行政性收費替代行政罰款，作為限制生育意願的經濟措施，社會撫養費“調節自然資源的利用和保護環境，適當補償政府的社會事業公共投入”的功能性以往確實得到了發揮。
但很多“時代產物”的合理性根基，總會被“時過境遷”所撼動。如果說，早年社會撫養費征收標准不統一、去向不明晰等問題的出現，還可以通過《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修訂去解決，通過統一征收標准、規範征收主體、增加征收程序并進一步明確“收支兩條綫”去治理，那時至今日，社會撫養費的功用跟生育政策指向性已難以兼容。
從形勢上講，取消社會撫養費是優化生育政策的應有之義。今年5月，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就提到，數據顯示2020年出生人口約為1200萬人，此外，2020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3，處於較低生育水平。這已是我國出生人口連續第四年下降，再考慮到生育率“跌跌不休”趨勢難逆，國家生育政策與之對應地呈現了越來越包容的態勢，從單獨二孩到全面二孩到修改“超生即開除”規定，再到全面放開三孩等，其脈絡已相當清晰。取消社會撫養費，與之一脈相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