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疫病加劇，助推價格波動。近些年，高致病性藍耳病、豬瘟和口蹄疫、流行性腹瀉等疾病相繼出現。疫病除了導致生豬直接死亡損失外，還導致患病母豬的流產或死胎，育肥豬生產性能嚴重下降，最大的問題是造成養豬戶的心理恐慌，以致規模戶出欄不補欄，散戶則幹脆退出。
最近，藍耳病尚未平息，受訪專家開始為新的疫病擔憂：今年的豬流行性腹瀉開始影響廣東、河南、四川、湖南等地，該疫病直接導致母豬產崽為僅產單崽或者雙崽，並且小豬成活率極低，不少養殖場小豬死亡率甚至高達30%。
其次，規模化水平低，組織化程度低。我國生豬養殖的生產單位非常多，而且結構複雜。以生豬生產大省江西為例，鐘新福介紹，如果將一年出欄500頭以上算作規模化經營的話，江西的規模化水平只在60%左右，而且最近每年都是以超過10%的規模化速度增長起來的。業界認為，當規模化養殖占到市場的80%以上，豬肉價格才會趨於穩定，“豬周期”振幅趨於平穩。
每逢周期性價格震蕩，都會出現“散養戶跑得快，規模戶跟不上”的現象。農業部曾對全國20個生豬主產省調研，2007年7月散養農戶生豬存欄量同比減少20.5%，規模場生豬存欄同比增加7.3%，散養戶在本次波動中快速退出成為一個主要特征。“散戶心態”加劇供求變化。
此外，中國的生豬養殖產業雖然有很多生產合作社，但是規模往往都很小，運作也不規範，往往只具有開培訓班等單一功能。相比較而言，西方有很好的生產合作組織。比如，丹麥養豬合作社提供80%的市場供給。他們通過合作社，種豬統一培育、飼料統一生產、藥品統一調配、聯合辦屠宰廠甚至銀行等方式，組織“計劃生產”，以降低風險。
其三，市場信息不對稱，沒有相應有效的信息預警機制。“雖然政府這幾年也在加強信息預警監測的工作，但是依然存在很多問題。”鐘新福坦言，由於生產單位多，難以普查，而抽測又存在誤差等，使得收集基礎數據困難。
而生產者和地方政府出於稅收、疫病信息、政策紅利等自身利益因素，很難保證提供數據的真實有效；實施具體操作的政府部門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缺乏相應的激勵機制；生豬的生長周期長，需要至少提前3個月預警，與工業信息預警相比難度更大。
防止過度干預刺激“豬周期”
業內普遍認為，近年來我國“豬周期”時間縮短、幅度加大一個原因，是政府在價高時干預過度，價格低時扶持不力，導致“越調越亂”。近幾年，政府調控越來越審慎。此前的6月15日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表示，雖然近期豬肉價格相對於去年同期有所上揚，但商務部不會出台政策控制豬肉價格。這表明政府更多地尊重市場規律，讓市場本身去發揮調節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