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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悅悅病危搶救無效離世 |
兩歲的小悅悅先後被兩輛車碾過，18名路人沒有施予援手。在歐美一些國家，確實有類似“見死不救罪”規定，如法國1994年修訂的《法國刑法典》就有“怠於給予救助罪”，但是否意味著我們國家也要將“見死不救”入罪呢？我覺得應當十分慎重，不能在個別惡性的個案影響之下，在輿論的鼓噪之中，就貿然地將道德問題法律化，特別是道德問題刑法化，那將造成無窮的禍害。
且不說歐美一些國家，他們的規定各不相同，且有比較嚴格的前提條件，例如是在有能力救助、救助不會給自己和第三人造成傷害等等，單就“見死不救”這一問題而言，它顯然是一個道德問題。道德問題通常是要用道德手段來解決，當然，有一些道德問題是可以用法律手段來解決，那是一些觸及到人類生存秩序，觸及到人倫底線的問題，例如殺人、盜竊、虐待父母等等，其他的道德問題，如果將其法律化、刑法化，不僅無助於問題的解決，而且可能給侵犯公民權利和自由製造借口。
回到小悅悅的個案上，18名路人固然要受到道德上的譴責，但出現這一問題僅僅就怪罪於他們嗎？今天的社會，道德淪喪、誠信缺失，已經蔚然成風，一些貪官在台上作著報告，滿口仁義道德，底下卻是男盜女娼，在一個民以吏為師傳統的國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誰還會相信道德呢？而一個良性的“公民社會”始終沒有建立，民間組織經常被主管部門“有罪推定”，公民們仍然像孫中山先生所說，始終是一團散沙，原子化生存，作為個體的公民更是各人各顧自己。特別是“彭宇案”、“許雲鶴案”等案件判決的導向，更讓人救助他人心存害怕，這能都怪這18個路人嗎？
再說，就是將“見死不救”入罪，也未必能解決“見死不救”的問題，古人就有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查《刑法》規定，“交通運輸肇事後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刑法對於交通肇事逃逸的處罰不可謂不嚴厲，但是，在小悅悅，居然有兩輛車先後蹍過，兩個司機都不停下車施救，而是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逃逸，將“見死不救”入罪，就能解決路人見死不救的問題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