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阜寧縣在內的江蘇鹽城下轄各縣市區，多年來以文件形式要求各級機關、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幹部職工等為當地紅會的“博愛萬人捐”活動捐款，並按級別規定數額。發文件要求必須捐款，這種力度也只有我們的紅會機制才有。只是，有一個問題說起來就不好聽了：靠發文件強捐，證明的恰恰是你組織募捐的能力太差了，或者說，因為文件更管用，所以才不思進取。
江蘇省紅十字會黨組書記、副會長李新平稱，文件要求捐款 “實際上體現了黨委政府在關注弱勢群體，解決他們的一些實際困難，通過紅會來救助他們這樣的一個態度。”話說得很官腔，邏輯上更糊塗。黨委政府以行政命令手段解決弱勢群體困難了，紅會的作用體現在哪裡呢？紅會的作用就是幫助幹部職工實現“這樣一個態度”？既然行政命令是管用的，豈不是通過誰都能實現，比如社區？
慈善機構募捐款項所以叫善款，就因為捐款承載著捐款人的善心，而只有自願、發自內心的善才是真善；就因為“一部分的人群收入是相對穩定的，對他提出這樣的要求”，這樣“募”來的款子絕不是真正的善款。而這種以強捐幫助弱勢群體的善舉，其實是偽善。
強捐逼捐，即便是針對收入相對穩定的群體，也是對私權利的侵犯，本質是違法的。不管收入高與低、穩定不穩定，那都是個人財產，任何人無權強行支配，否則與明搶何異？違法逼迫公職人員給紅會捐款，還說“一點不過分”，這是法盲論調。這種論調當然一點不新鮮，不管是強行募捐，還是紅頭文件攤派，都是地方官員的拿手活，權力萬能體制下，他們習慣了以最簡單的手段實現各種複雜目標。
我認為，主要問題應與該組織的行政化思維、行政運作模式有關；如果權力、行政命令是維繫組織運行的主要模式和手段，也許就無需在培育社會工作能力和組織募捐能力上勞神費心了。無論如何，紅會官員的“強捐一點不過分”之說，都會“見笑於大方之家”。（時間：5月23日 來源：青島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