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的《中國青年報》發表文章，關注到“處長現象”。文章稱，西南某大企業家頗有感觸地吐槽：“中國嚴格意義上是‘處長治國’，投資環境的主要症結在處級及其以下。99%的企業家都要和具體的辦事人員打交道，各處處長、副處長直到科員，這部分人的工作作風形成了具體的投資環境。”分析此種現象，文章表示原因是，處長往往處於權力運行的關鍵位置，上級領導過於宏觀的指示，政策的模糊性和解釋的可篩選性等，常常給處長們留下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間。
所謂的“處長治國”和“處長現象”，顯然不是這篇文章所首次提出。最近一次和“處長”有關的新聞是，在4月15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嚴斥一些部委和地方文件運轉流程繁冗、拖沓，亟須進一步簡化流程，加快簡政放權進程。“部長們參加的國務院常務會已經討論通過的一些政策，現在卻還‘卡’在那兒，讓幾個處長來‘把關’，這不在程序上完全顛倒了嗎？”——當部分“處長”的不作為甚至引起總理的強烈關注，這顯然已是不能再被忽略的問題。
為什麼一些頂層早已確定的決策，總是卡在處長們那裡？系列的問題，都需要繼續的求解。我困惑的只是，真如前面那篇文章所指出的，存在一個需要被單拎出來的“處長現象”嗎？答案應是否定的。無論是政令的上傳下達，還是地方某個具體投資環境的形成，與行政鏈條上的每個人都有關。換言之，在某些不作為和行政負效應的形成中，“處長”和“科長”甚至是“廳長”們，其實并無明顯區別。
恰緣於此，將“處長現象”置於大的行政視野中來審視，才可能看清楚其本質，亦能够窺見相應的治理之道。不誇張地說，少數處長們之所以會成為行政生活中的“腸梗阻”，關鍵性的因素仍然在於，他擁有著過多對有限資源的分配能力。在一些地方，處長們往往就是當地某個治理領域的主要管理者，他不僅能決定一個企業可不可以建設，乃至可以對企業開出無法拒絕的巨額罰單。尤其是在環保、城建與審批等相關領域，處長們的巨大能量更加明顯。
倘若只是將“處長現象”歸類於特定人群的現象，對於整體的“處長”們來說，無疑是不公平與“污名化”的，亦在無形之中遮蔽了真實的問題。正如一些觀察者所指出的，其實并不存在專屬於某個群體的不作為與腐敗問題，根本性的問題仍在於，權力者擁有過大且不受約束的權力。過大且無約束的權力，一旦反應到具體辦事或行政中間環節的“處長”們身上，就自然地出現了被外界清晰感知的“處長現象”。這是此種“現象”的所由何來，也是不容忽略的事實。
說實話，我并不贊同將不作為與某個特定的群體聯系起來，應還原這樣一種治理邏輯：窮盡改革的力度，使權力或亞權力在任何領域都被提前限制，讓權力變得透明。本質上，“處長治國”與“處長現象”，還是權力無約束的副產品。《中國青年報》的那篇文章也說，還是要加緊在“變壞就有權(錢)，有權(錢)就變壞”的惡性循環裡，尋求制度設計的突破。別指望從“處長現象”裡發現什麼新常識，我們需要做的，也許只是去務實地讓權力受到約束。（來源：燕趙都市報 作者：王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