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頭蒜、一個西紅柿、幾個小芒果……別看筆者就買了這麼點東西，超市導購依然盡職盡責地用透明手撕連卷塑料袋將它們分類裝好、稱重、貼價簽。結賬時，收銀員還會問一句：您需要塑料袋嗎？大部分人都選擇花幾毛錢買個塑料袋，然後窸窸窣窣地裝好物品走人。9年過去了，“限塑令”幾乎名存實亡。甚至讓人感覺塑料袋的用量比以前更大了：小商鋪隨便給，大超市從中賺得鉢滿盆滿——手拎袋一律收費，連卷袋則以強制消費的方式轉嫁到商品價格中，使“限塑令”淪為“賣塑令”。
● 析因“限塑令”有可塑性
從消費終端來說。在農貿市場，沒有哪個商販堅持“限塑令”而不給消費者免費提供塑料袋。因為只要有人提供，他的買賣就會受影響。這就是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從大超市來說，盡管不再向消費者免費提供購物袋，但可隨便買，這反而提高了超市提供塑料袋的積極性。同時，超市內的塑料包裝袋是可以隨便用的，甚至有市民圖方便，過度使用這些包裝袋。顯然，消費終端限塑的效果幾乎為零。
從生產前端來說。塑料袋的生產成本太低，而紙袋或可降解塑料袋成本過高，何況不可降解的塑料袋還可冒充可降解的塑料袋，這就使得生產商更願意生產不可降解的塑料袋。那麼從前端就一敗塗地，去要求終端自然費力不討好。
從監管的事前事中事後環節來說。監管也存在可塑性。不管是生產前端還是消費終端，監管的力量和巨大的市場相比，就是每天24小時盯著也不會有明顯的作用。往往是前腳查完走人，後腳照買不誤。顯然，被動性的監管也不討好。
那麼，這就需要考慮從制度上給予剛性加持，減少“限塑令”的可塑性。
一是通過稅收杠杆調節生產商的行為。比如生產不可降解塑料袋實行高額稅收，生產紙袋或可降解塑料袋，給予相應環保補貼。讓生產商覺得生產後者更合算。這就從源頭上減少不可降解塑料袋的泛濫。而即使生產不可降解塑料袋，也必須在塑料袋上印上廠家名稱地址，以便於監督。
二是環保執法中要納入塑料袋消費的項目。特別是來自上面的環保督查，不僅要暗訪工廠，也要暗訪農貿市場。這就倒逼地方政府讓“限塑令”硬起來。
實行強硬的“限塑令”，不必擔心給市民帶來不方便。事實上，很多市民家裡都有不少紙質或環保購物袋，只要市民從市場上拿不到塑料袋，就會慢慢養成自帶購物袋的習慣。
總之，生產前端導引，消費終端倒逼，“限塑令”就不再是“不通則痛”。 丁慎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