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表示，“藥品創新能力低是導致我國重病患者‘無藥可用’或‘被迫選擇高價進口藥’的關鍵性原因之一。我國大量所謂‘新藥’，其實多是‘改頭換面式的假創新’，缺乏實質性創新。
王震指出，“壓低成本以留足‘返利’和‘回扣’空間是我國藥品企業不願意進行實質性創新投入的考慮之一，而這背後的原因則是我國公立醫療機構由行政壟斷背景下的‘以藥養醫’，以及由之引發的醫院、醫生對‘高價藥’的偏好。”
王震介紹，在我國醫院的收入來源中，藥品收入占30%-40%，最高的時候占60%；而在藥品的價格構成中，生產與流通成本（含利稅）僅占30%-35%。
據了解，我國在2015年6月前對藥品實行“價格管制”，對進入醫保目錄的藥品進行“最高限價”，此後進入市場定價階段。
2015年5月，國家發改委發布《關於印發推進藥品價格改革意見的通知》，通知要求自2015年6月1日起，取消絕大部分藥品的政府定價(麻醉藥品和第一類精神藥品除外)，建立起以市場為主導的藥品價格形成機制。
王震說，“2015年之前，政府限價的同時又實行省級集中招標采購，多數是‘低價藥中標’。在醫療機構和醫生偏好高價藥的情況下，企業沒有動力做實質性創新。”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社會政策研究中心顧問楊團對《公益時報》記者表示，“不光是藥品生產問題，這與國家醫療體制有較大關系，現有醫療體制不改，回扣利益空間太大，導致藥品價格難以下降。如果生產、流通體系不改，仍不能達到患者終極受益的目標。
政策紅利釋放影響
此次的罕見病藥品增值稅降稅前，已經有過一輪制造業藥品降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