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男性家庭成員而言，共同育兒假既是權利也是責任和義務。實施這一制度時既要考慮男性作為權利主體可以根據自己的意志主張權利，同時也要考慮賦予這一權利的立法目的。如果男性行使或放棄這一權利將違背立法初衷或損害配偶和子女利益時，法律也必須予以必要的限制，甚至以義務的要求強制男性必須履行自己在生育過程中的責任。就配套政策而言，單位、社會和國家都有義務為實現這一權利創造和提供條件，而不僅是用人單位承擔。
回廣宇：生育假最終的獲益方是整個社會，成本應當由社會整體來買單。微觀來講，可以使用稅收調節機制、專項補貼機制等。例如，女性在產假期間和哺乳期間可以豁免繳納個人所得稅或者增加個人所得稅抵扣額。企業有員工休產假的也可以獲得一定比例的稅收返還，這個稅收返還的具體標准可以根據各省的不同經濟發展情況研判確定，但是至少應當多於生育假給企業帶來的損失，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成本由社會承擔。企業主難免會圖私利，在稅收調節後，很多企業甚至可能出現女工反而更受歡迎的情況。
李艶玲：企業基於成本考慮會慎重的招錄女員工，特別是適婚適孕的女員工。如果產假、育兒假等帶來的成本全部由企業來承擔的話，會加劇女性就業歧視的問題。
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國家采取財政、稅收、保險、教育、住房、就業等支持措施，減輕家庭生育、養育、教育負擔。事實上，解決生育率低的問題，實現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是一個社會問題，需要從多個方面進行保障，比如如何平衡企業的用工成本，打消女性重返職場的後顧之憂。
延長生育假能否緩解生育壓力
法治周末：延長生育假能否緩解生育壓力？
楊凡：要看條例對微觀的家庭能否起到提高生育意願的作用。如果能起到作用，肯定會從宏觀上表現出來，能够促進實現適度的生育水平，促進人口的長期均衡發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