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共同體自治只是科技倫理治理的重要機制之一
科技安全風險預警和倫理治理曾經被想象為可通過科學家的自律或科學共同體的自治來實現的完美故事。生物科學家在DNA重組技術實驗風險預警和相關安全規範設置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也的確為這種完美想象提供了充分的論據和支持。1972年，斯坦福大學的生物化學家保羅•伯格（PaulBerg）和他的研究小組進行了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基因拼接實驗，首次實現了不同生物體之間的遺傳材料組合。但基於對實驗室同事安全和其他可能出現的生物安全風險的考慮和權衡，伯格不僅果斷中止了擬定中的實驗計劃，而且還聯合其他著名科學家多次在《科學》和《自然》雜志發表公開倡議，呼籲生物科學家在重組DNA技術實驗研究的潛在風險得到充分評估、相應的指導規則出台之前，暫停某些有安全風險的實驗研究；同時建議美國國家健康研究院盡快建立咨詢委員會負責審查相關實驗研究，評估其潛在的生物學和生態學危害等生物安全風險，并召開國際會議討論應對新技術研究潛在危害和安全風險的適當方法，制定可供研究者遵循的准則。
1975年2月24日至27日，在這些著名科學家的倡導和組織下，召開了前沿生物技術安全風險治理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阿西洛馬會議”。會議通過激烈的爭辯達成了有關重組DNA技術實驗安全風險規制的建設性共識。在一些研究者看來，阿西洛馬會議是“預警性思考”應用於生物技術安全風險治理的成功例證，盡管科學界對重組DNA實驗可能產生的潛在風險的判斷完全是假設性的，這些生物安全風險在理論上是似是而非的，且沒有確定的生物傷害的證據支持，但這種謹慎態度在不妨礙前沿生物技術進步的同時確保了人類和環境生態的安全，值得我們今天在前沿生物技術風險和倫理治理中繼承發揚。
也有研究者分析指出，被稱為科學自治成功模型的阿西洛馬會議事實上存在許多局限。首先，會議的參與者和今天的大多數科學家一樣對科技風險管理幾乎沒有專業經驗，更不要談對科技倫理治理的了解了。會議組織者更多專注於科學試驗的安全問題，而忽略了那些被他們認為是社會、道德和政治的問題，包括生物安全和人類改造問題。更重要的，阿西洛馬爾會議產生了“成問題”的期望，即傑出的生物科學家最適合并完全有能力設計科技風險規制和倫理治理的規則和體系；新興技術的安全風險問題被視為主要的技術問題。然而，隨後出現在轉基因食品和人類胚胎基因編輯領域中的諸多安全風險和倫理議題表明，僅靠科學自治或科學共同體內部的規範約束，是無法實現科技風險預警和倫理治理目標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