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來說，當時作為美國的財長，我結束了和高盛的關係，賣掉了高盛的股票，我的責任是對美國人負責。我認為任何一個理性的、有知識的美國人和其它國家的人都不會希望AIG破產。事實上，如果當時我們再讓任何一家主要的金融機構破產，我們將面臨巨大的災難。在雷曼倒下之後，如我所說，雷曼是個征兆，因為在雷曼倒下的兩周內，有6個歐洲國家介入拯救他們的銀行，所以我們為華盛頓互惠銀行和美林表示擔心，因為要在同一個周末被收購。但就在雷曼倒下、AIG被救之後，資本市場凍結了。當那些藍籌公司遇到資金困難時，我知道我們到了崩潰邊緣。因為如果整個體系崩潰了，會有更多的公司破產，全國範圍內的工業公司將不會有能力獲得發展所需要的短期資金，將無法支付他們的供應商、客戶、員工，這將對經濟造成重大影響，失業率將很容易達到大蕭條時期的25%，將會有幾千萬人失去他們的積蓄，百萬人失去工作，很多房屋被收回，這些都是我們已經避免了的。在美國我們有3.8萬億的貨幣市場基金。3000萬美國人，一些中國投資者，還有其它國家的投資者，都在這個賬戶有投資，當他們要縮減投資時，我們有儲備金，我們可以支撐保證他們的賬戶。這些貨幣市場基金在持續變化，所以我們必須介入保護這些基金。那是我們當時面臨的狀況，所以我們想的絕對不是說為某個銀行好，我們是在努力阻止一場經濟災難的出現。
如果（金融）體系崩潰了，付出最大代價的將是美國人。那是非常困難和具有挑戰性的，像我跟你說的那樣，當我們去國會時，市場凍結了。伯南克和我知道，我們很肯定，再過幾周，幾個月，美國經濟將放緩，失業率將上升，而且事實上已經發生了。國會的人還不了解情況。所以我們必須讓他們相信我們，他們所作的將是在避免一場災難。他們給了我們需要的權力，我們行使了這些權力，我們阻止了一場災難的發生。當經濟變糟時，國會和美國人說，我們賦予了你們權力，你們救助了銀行，看看發生了什麼，失業率上升了，但他們沒有看到、更沒有感謝我們阻止了一場他們從未見過的災難。
我必須說，在危機中，我沒發現太多專家或經濟學家有什麼幫助。還是那句話，我們需要做的是，阻止可能出現的系統崩潰。我相信歷史會證明，在我在職時我們給銀行的錢，會帶來收益的，系統並沒有崩潰。我相信不會有經濟學家認為應該讓系統崩潰，或者說我們不該給銀行注資。還有一件沒有被充分理解、但應該被理解的事情是，當我們快速行動給銀行注資時，我認為系統是嚴重資本不足，所以我設計了一個方案，會很有吸引力，會讓大多數銀行都願意接受，將有3000個銀行接受注資。當銀行申請救助時，很快有一些批判開始影響這項計劃，說你們應該有所限制，應該限制給銀行家的錢，應該讓銀行開始放貸，但並沒有說我們怎麼能使得銀行放貸。當國會開始處理這件事情時，國會立刻改變了計劃。所以有很多申請了救助的銀行，撤回了申請，其它一些已經接受了救助的，急於償還這些錢。所以說，這項方案很有效，確實阻止了系統崩潰，錢回到了納稅人手中，而且帶來了利潤。但如果有幾千家銀行接受了注資，這項計劃將會更成功，而且這將是銀行願意放貸的強大基礎。所以與其說我們需要讓銀行開始放貸，不如讓銀行接受注資。這樣的話，銀行將會有更多的放貸，會讓經濟好轉的更快。所以，我們做了該做的決定，我認為是正確的決定，起了效果，許多經濟學家今天都支持我們當時的政策，當然也有一些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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