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絕大多數的經濟學家都認為應該讓銀行資本金充足，這是我們需要做的。同時，我認為任何人站在我的立場上，發現這些大型金融機構資金如此集中，都會意識到危險。1990年，美國排名前十的金融機構所占金融資產為總量的10%，今天已經達到60%。例如AIG為數百億美元的養老金提供擔保，還有數以億計的保單。一旦你注意到這個公司的規模和其千絲萬縷的聯繫，並理解到一個金融機構的崩潰，會對修補整個金融系統造成何困難，那麼我覺得任何理性的人如果了解這些因素都不會反對我們的做法。所以，對我的批評主要是“救市”、“挽救行動”或是不作為。比如為何不救雷曼兄弟，為何不救其他機構。不過我認為都是缺乏理由的，我去華盛頓不是為了去救銀行而是因為深諳不救的後果。伯南克他精通經濟學史，算是美國大蕭條時期經濟學相關理論的權威。所以他知道在這個資金以光速流動的時代，金融系統互相依存，歐洲美國發生了種種狀況。他了解一旦系統崩潰，想重新構建將異常艱難。而我從實踐的角度理解其後果的災難性。所以我們沒有花很多時間爭論如何行動，而是討論採取何種有效的手段。
歷史就交給史學家們去撰寫吧!我和歷史缺乏距離感。我非常讚賞和小布什總統的良好關係。我書中專門提到他，但某些對總統有偏見的美國讀者也許不贊同的是，我認為小布什總統對市場有豐富的知識。他也不希望採取救市措施去挽救諸如房地美和房利美等華爾街機構。但是他支持我做出所有那些艱難的政治抉擇。他曾對我說“這些決定不會容易，政治方面會導致批評，肯定看上去糟糕。但是我們必須採取必要行動保護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工作。”
貨幣問題中國和美國媒體都十分關注，它僅是中美關係中的一部分，特別是經濟關係。所以每次我都會向中美雙方人士解釋，危急中或危機後，美國人民可能遇到的最糟糕情況就是中國經濟停止增長。中國經濟增長對美國有益，倘若停止，美國會受害，反之亦然。美國經濟景氣中國受益，美國經濟滑坡中國遭殃。就貨幣問題，當我還是財長時，我在公開和私人場合都表示貨幣（匯率）靈活性是關鍵。人民幣（匯率）發展和改革對中國和世界有益，有益於中國向更多依賴消費的經濟模式轉變，更加和諧、更加均衡、普遍繁榮，給予決策者更多控制通脹的工具。這點很重要。您必須了解，在美國，貨幣是一種符號，是不斷改革的符號。所以美國的政治家和其他人士期望看到貨幣（匯率）的變化。我總是強調，中國必須按照最符合本國利益的方式採取行動。我認為（匯率改革）符合中國的利益。有時我把中美的分歧描述為時機問題，而不是方向問題。我還擔任財長時，雙方有了進展我都會提及，例如很多重要經濟領域都有進展，除了貨幣（匯率）靈活性，還有食品、產品安全，雙邊合作等。危機當中，中國是美國的良好夥伴，給予大力支持。這些進展和努力避免了美國國會的敵對情緒，特別是在大選年將近時，促成我成功阻止國會通過一些列懲罰性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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