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分配性矛盾。這是來自於對參與國際事務的權利與責任分配預期差異而產生的矛盾，比如朝核問題、伊核問題、東亞區域合作問題、氣候變化問題等，受制於國力和能力的限制，雙方對彼此的國際權利和國際責任有著不同的分配預期，產生分歧和摩擦是難免的。
三是認知性矛盾。此類矛盾來自於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分歧，比如互聯網自由問題等，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此種分歧並非是零和博弈，而是存在共同利益，這些矛盾完全可以通過積極的對話和協商得以解決。
李侃如：我對這些矛盾與摩擦不感到驚奇。這恰恰反映出美中關係非常重要，領域非常廣闊，也是一種很現實的關係。中國的崛起勢必引起各大國間關係的變化與調整。在這一過程中，美中關係出現緊張或某種程度的不穩定是正常的，尤其是在國際經濟危機背景下。在這個變化的世界中，美國沒有應對中國崛起的經歷和經驗，中國也沒有同樣的經歷和經驗，而美中兩國又有著各自的全球問題日程表。雙方應想辦法應對新的形勢，相互承認對方的重要性，以最大限度地尋求共同利益。美中應就雙方關係長期戰略進行討論。
袁鵬：從過去30多年的發展歷程看，“起伏不定，波折不斷”幾乎成為中美關係的基本規律或發展軌跡。這是由兩國關係的基本屬性決定的，兩個文明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發展階段不同且存在結構性矛盾的國家，要想將雙邊關係往前推進，只能在推進過程中面對矛盾與摩擦然後逐一化解。
中美關係正是在化解矛盾與摩擦過程中實現“螺旋式上升”的。摩擦增多表明中美關係已然成為利益高度交織、利害高度相關的雙邊關係。
而且，國際社會往往將中美博弈與“大國權勢轉移”、國際體系變遷等聯繫在一起，誇大了中美較量的深刻性和危險性。如果加上西方媒體連番炒作與缺乏有效溝通造成戰略誤判，致使矛盾與摩擦不僅未能及時有效控制，反而愈演愈烈，這是相當危險的。
加藤千洋：中美之間的矛盾和摩擦今後也不會消失。美國的對華政策具有“協調和牽制”的兩面性。可是，中美雙方都不希望因為個別摩擦導致雙邊關係的基本框架破損。因此，如果存在解決個別摩擦的協商渠道，日本作為鄰國就不擔心。至於協商渠道是否存在，是否發揮作用，我的答案基本肯定。我注意到中美兩國戰略與經濟對話正在發揮作用，而且比日美對話內容充實。但是，從中長期而言，美國把中國看作將挑戰自己的唯一的“候補潛在超級大國”，尤其在軍事和安全保障方面予以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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