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那麼您認為這兩種語言載體中哪一種在詩歌當中更有力量？
余光中：只能說中文的優點往往是西方語言所沒有的，西方語言的若干優點也是中文所沒有的。舉一個例子，比如說賈島的《尋隱者不遇》：“鬆下問童子，言師采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我在美國教中國文學的時候，直譯給很多美國學生聽。美國學生聽得一頭霧水，問我，為什麼你們中文每一句話都沒有主語？“鬆下問童子”是誰在問？“言師采藥去”又是誰在答？“只在此山中”的人是誰？“雲深不知處”是誰不知處？他們顯得很迷惑，我說對不起，就把所有主詞都填進去了，問他們還喜不喜歡：“我來鬆下問童子，童子言師采藥去。師行只在此山中，雲深童子不知處。”我想我們中國讀者一定覺得還是五言比較好，改成七言就過於繁瑣累贅，人稱交代得太清楚，反倒沒有韵味了。
中文的美感來源於朦朧和散漫，否則李白那句詩“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就不會這麼經典。他把水重複一遍重複得有韵味，沒有用代名詞。如果變成“抽刀斷水它更流，舉杯銷愁它更愁”，這個味道就是英文的，不是中文。每種語言有獨特的表達方式，寫中文詩歌要發揮中文的優點，寫外文詩歌要發揮外文的優點。
記者：您先後幾次赴美，創作上顯然受到西方詩歌創作的影響。您曾說自己“筆尖所染，不是希頓克靈的餘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但您詩里也有“但丁荷馬和魏吉的史詩，怎撼動你悲壯的楚辭”。這是您有意識的一種反證嗎？您曾說過，相對於西方文化，中華文化更具有彈性。可否說明一下其中的道理？
余光中：我不記得是在哪里講過這句話，這當然是很主觀的意見，應當是在一定的語境下講的。西方文化也非常多彩多姿。不過，如果要講彈性的話，我們中華文化最大的彈性，就是以儒家為主，以道家為輔，後來還加上佛家作為調劑。入世很深的人大都受儒家思想影響比較深，而在野或者失意的人，倡導出世的道家可以給他們以慰藉。其實在西方也是這樣，現在很多西方國家是基督教國家，可是文學藝術絕對不能限制在基督教里，它有時會回到古希臘古羅馬的神話傳統中去。一個國家的文化有主流有支流，文學藝術往往從支流中吸收更多養分。這就構成了民族文化的彈性，能夠允許多種支流共生。對於中華文化來說，就連外國文化也能夠變成我們的一條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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