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拉•斯特恩：我認真思考過那時美國對來自日本的挑戰和競爭的感受。當時我還在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任主席，記得那時國會的聽證會從早到晚忙個不停，討論關於美國進口日本汽車的問題。當時巨大的壓力不僅來自汽車製造業，還來自工會，他們施壓讓我們控制進口。同樣的壓力還來自鋼鐵業、半導體，我當時經歷了所有這些個案的風波。但是現在來看，情況完全不同。
因為日本不是中國。我想引用當時斯大林說的話，說俄羅斯不是阿爾巴尼亞，套用此話來說，就是中國不是日本。一個巨大的區別是消費者，現在美國有聲音說，中國經濟重心已經轉移，變成更加倚重國內消費。同樣，自80年代以來，美國工商業界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且日本在冷戰期間是美國的盟友，非常重要的盟友。
中國現在更加堅決果斷，甚至有人評價中國有些挑釁、武斷。我認為透明度非常好，大家坦誠對待彼此友善，但我必須提及本國政治體系的危險因素。如果單方面使用一些挑釁性的公開言論，可能會引起本國的政治集團的不滿。而一旦激怒他們，就很難控制局面，這其中存在著風險。
《財經》：你的意思是說，中國和日本從本質上有不同，因為中美不是同盟國。但中國和美國在經濟上的聯繫又那麼緊密，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上升的國家與一個最發達的國家有如此緊密的經濟關係。
保拉•斯特恩：是的，儘管中美注定要聯手合作的產業，如因特網、旅遊業、通訊業、供應鏈等，合作與所達成果毋庸置疑，中美的命運被捆綁一起，但我們並沒有很好地了解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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