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國經濟中會充斥著規模如此之大的流動性？其主要原因無非是以下的幾個方面：
一是長期以來各級政府都在迷戀“GDP主義”，一直在盲目追求經濟發展的高速度，並為此而不惜採取擴大財政赤字、倒逼銀行放貸以及增加貨幣供給的辦法，進行政府主導的龐大投資，以擴大GDP的規模和推高經濟發展的速度，從而造成了經濟活動中非正常流動性的不斷增加和累積；
二是由於一些領域的體制改革嚴重滯後，結果造成了社會分配狀況的扭曲，產生了分配不公、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並在社會各階層中誘發出畸形的消費形態，一方面阻遏了正常流動性需求的生成，另一方面則推動了不正常、不合理流動性的增加和累積；
三是我國長期以來將“出口創匯”作為對外經濟貿易活動的宗旨，並為此而設計出一定的制度安排和實施一系列的方針政策。“強制結匯”便是其中之一，而正是這種制度安排和政策規定，使得我國長期以來採取了以增發國內貨幣去換取外國債權的做法。這一方面造成了我國外匯儲備不斷增加（目前已經達到2.6萬億美元的規模），另一方面在國內經濟中貨幣投放的大量增加和累積。
行政性“限價”治標不治本，應採取“疏導”和“截源”之法
當今我國經濟所存在的海量流動性（亦即是貨幣供給總量），猶如“堰塞湖”中超過了警戒線的浩蕩湖水，一旦決堤，必然爆發嚴重的通貨膨脹，後果不堪設想。
要使這個危險的“堰塞湖”不致發生禍害，僅僅採取諸如行政性“限價”之類方法，是治標而不治本的。當今之計，唯有採取“疏導”和“截源”之法，一方面將相當大一部分的“湖水”導引至安全的窪地，另一方面則將不正常流動性的來源加以截堵，方能將這潭具有滅頂之災的“禍水”降到安全線以下。
所謂“疏導”之法，就是要通過體制改革的深化，特別是通過對計劃經濟成分的肅清、對行政壟斷的破除以及對市場准入門檻的降低，進一步提高經濟活動中商品化、市場化和貨幣化的程度，以使經濟中的一部分非正常流動性轉化為正常的流動性。
至於“截源”之法，一是要擯棄對“GDP主義”的崇拜、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踐行創新型發展；二是要重新檢討那種通過寬鬆供給貨幣以刺激經濟發展的觀點和做法，轉而制定和執行謹慎的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確保財政收支平衡，杜絕貨幣的超經濟發行；三是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實現藏富於民、培育和壯大國內的需求；四是摒棄“出口創匯”宗旨，追求國民經濟的對外均衡，變革強制結匯制度，改變先前那種以增發貨幣來購買外國債權的做法。
“疏導”與“截源”同時並舉，假以時日，必見成效。我國經濟中存在的不正常、不合理的流動性就有可能得到消減，通貨膨脹的壓力就有可能得到有效的釋放，經濟發展也就有可能邁上堅實而康莊的大道。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同治理通脹
在多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效果不明顯的情況下，應該重點運用利率手段；要考慮改變財政政策的結構，減少對基本建設項目的投資，加強對結構調整和社會事業的支持力度，要進一步加強對農業的投入
本輪通脹主要是由人民幣升值壓力下流動性過剩引發的
通貨膨脹歸根到底是一個貨幣現象。一般說來，經濟運行中的貨幣超過了正常經濟運行中需要的貨幣，價格水平就會上漲。過剩的流動性是通脹形成的貨幣環境，如果流動性大大超過了現實的貨幣需求，未來通脹的形勢便不可避免。
國際收支失衡是本輪流動性過剩及通脹發生的深層次原因。近年來，隨著外資湧入以及貿易順差的持續攀升，我國的外匯儲備不斷增加，使人民幣面臨著巨大的升值壓力。在穩定人民幣匯率避免人民幣升值過於迅速的目標下，人民幣基礎貨幣的投放被迫迅速擴張，而基礎貨幣的增加又通過乘數效應作用於經濟，使流動性持續走高，從而推動了價格的上漲，帶來股票、房地產等資產價值的重估。
本輪通脹是需求拉動和成本推動共同作用形成的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我國採取了擴大內需的4萬億元投資計劃，大大拉動了國內的投資需求，從而增加了對鋼鐵、水泥、石油、橡膠等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同時，國際大宗原材料的價格出現大幅上漲的態勢，加大了通貨膨脹的壓力。
就本輪通貨膨脹中上漲最為明顯的農產品價格來說，原因則相對複雜。既有近年來居民對優質糧食品種消費大幅增加的原因，也有生產資料、勞動力和土地價格剛性上漲的因素。從供給來看，去年部分農產品如棉花、豆類和玉米出現減產，年初以來北方低溫、南方洪災等惡劣天氣相繼出現，減少了農產品的供給。此外，樓市和高耗能產業的資金退出後紛紛轉向炒作一些便於儲存、品種較小、產量比較集中的農產品，推高了農產品的價格。
本輪通脹是由資產重估和信貸擴張叠加推動的
銀行信貸在這一輪的通貨膨脹中扮演了關鍵角色。由於我國銀行業以利差為主導的盈利模式限制，流動性過剩帶來的是銀行系統的高放貸積極性。房地產等資產價格重估和上漲使得企業進行抵押融資的能力大為增強，促使銀行信貸擴張，而銀行信貸的擴張又將進一步加劇投機需求，推動股票、房地產等價格上升，形成資產價格上漲和銀行信貸擴張的相互推動格局。
貨幣政策在治理通脹中起主要作用，財政政策也不能偏廢
既然通貨膨脹是一種貨幣現象，貨幣政策在治理通貨膨脹中就應該起到主要作用。在當前多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的政策手段效果不明顯的情況下，應該重點運用利率手段，即以提高利率為主要政策措施來抑制貨幣需求量，從而降低通貨膨脹率。加強利率與匯率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同時，積極公開市場操作，努力對衝外匯占款帶來的被動的基礎貨幣投放。
財政政策對於抑制通貨膨脹的作用也不能偏廢，必須進行很好的設計。一是要考慮改變財政政策的結構，減少對基本建設項目的投資，加強對結構調整和社會事業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加大對中西部地區醫療、教育的補貼力度。各級財政要進一步加強對農業的投入，切實落實各項支農惠農政策。另一個是在稅制改革上要貫徹“整體增長，結構有增有減”的方針，以理順企業成本利潤機制為核心，及時開征資源稅和環保稅等稅種。
理順價格機制，促進產業結構優化
針對結構性通脹的因素，應加快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經濟發展平衡。繼續強化農業的基礎地位，立足國內解決糧食供給問題，促進農民增加糧食和肉、禽、蛋、奶等主要副食品的生產，保持糧食價格的基本穩定；對於農產品等必需品的價格市場，政府應從增加務農收入、提升農民消費能力及維護糧食安全的大局出發，適當提升主要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嚴厲打擊非法囤積和炒作行為，建立較為完善的農產品收購和儲備體系，保證糧食的充足供應和市場的規範。（來源：南方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