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種是日本模式。用三個效應來衡量，這種模式的社會效應是不錯的，生態效應也好。日本的住宅以小戶型為主，作為一個東方的發達國家，日本人均能源消耗量是所有發達國家中最低的。
但是，日本的房價波動非常劇烈，在房價最高的時候，日本所有國土和房屋價值的總和超過美國2.5倍，這是不合常理的。
日本的房地產泡沫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泡沫破裂後日本的房價一下子跌下來，到現在也沒有恢復元氣，拖累了整個GDP，日本的GDP在泡沫破裂後下降了40%到50%，這對全球經濟帶來了巨大影響。
日本地理資源約束跟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所謂的“一線”城市具有相似性，人多地少，日本的模式非常值得中國房地產市場調控者研究和借鑒。
第三種是拉美和南亞模式。這種模式與美國相似，因為拉美很多領導人都在美國接受過正規教育或長期培訓，全盤接受了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因此往往習慣用美國的方法來解決房地產的問題。
其結果是：拉美和南亞模式的社會公平程度是最差的，貧民窟占城市住房70%以上，窮人都住在貧民窟裡，而富人的豪宅卻非常巨大和豪華，城市空間分配不公和社會不公平在這些國家非常突出。
房地產資源占用本質上是地理空間的壟斷，所以不能僅靠市場調節。拉美和南亞的大部分居民住在貧民窟，小部分人住在豪宅裡面，很大程度上是僅靠市場調節的結果。因此，在社會公平方面，這些國家是該得低分的。
在房價波動方面，因為這種模式基本上是兩極分化，所以它的房價波動是隨著國際游資的進出而大幅波動，這些國家自己在房價調控問題上沒有自主權，也是打低分的。
在生態方面，由於貧民窟廣泛地蔓延，城市的生態環境也相對差。
拉美和南亞的大多數國家在城市化過程中，由於盲目崇拜市場力量，又沒有健全的法治，其結果比完全遵循市場規則的美國模式更糟糕。同樣一個市場化的藥，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吃了，房地產市場只是小震蕩，但新興國家吃了，就可能引發市場的大崩潰。從結果來看，這種模式的弊端極大。
第四種是歐洲模式。尤其是北歐各國長期執行社會福利政策。政府在“二戰”之後每年都建設大批的公房供中低收入者居住和購買。
歐洲模式在住房公平效應方面一直執行得比較好。在房價方面基本上保持了長期平穩。生態效益方面也很好，由於完善的規劃管制，城市空間結構基本上是密集型的，人口密度較高，小戶型住房在城市住宅中占了相當大的比例，其生態效應是可以打高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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