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術層面上，2010年中美關係惡化是由美國政策優先議題變化所造成的。2009年美國政策的主要任務是穩定金融秩序、推動新能源法案，中國對其而言至關重要。在金融方面，中國手中持有近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確保中國不拋售美國國債是美國金融穩定的頭等大事。在新能源法案問題上，能否就氣候變化問題與中國達成一致，直接關係到國會是否能夠通過新能源法案。在這一背景下，中美關係中一切不和諧的因素都被美國“和諧”掉了。這一時期，白宮親自掌握對華決策權，主導和調度對華政策的方方面面，其他政府部門必須跟著白宮的主旋律起舞。然而，2010年後美國穩定金融體系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增加就業、創造就業成為奧巴馬政府的首要目標。在這一點上，中國是美國的競爭對手。另外，由於奧巴馬的新能源法案在國會受阻，氣候變化議題從美國的重要議事日程上消失，中國對美國的重要性急劇下降。於是，從2010年開始，中美關係的決策模式從“白宮主導時期”進入了“自由漂流時期”。美國對華政策從“白宮主導“轉而由“內閣主導”，即由國防部、國務院和財政部等各部門各行其事。
中美實力對比變化和美國政策優先議題的變動，不是任何一個國家的決策者所能決定的，在這一部分，中美關係應當是“聽天命”的。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諸多人為因素也對中美關係的走向產生影響。
在戰略層次或者結構性矛盾方面，當務之急是兩國如何防止和應對過激民族主義的負面影響。中美兩國實力地位發生的劇烈變化所激發的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嚴重影響和制約政府的決策。對正在上升的中國而言，民族主義者往往誇大中國的國家實力，要求中國政府採取更具進攻性的外交政策，實現更宏偉的外交目標。對相對停滯不前的美國而言，民族主義者則過度渲染美國的衰落，要求美國盡早採取防範中國的政策，確保美國的一超地位不被中國取代。在現代社會，政府雖然很難控制本國的民族主義，但是要避免挑動民族主義，在中國對美決策、美國對華決策中，民族主義不僅是一個影響決策的因素，而且決策者應當慎重考慮某項決策對本國民族主義、對方國民族主義的影響，及其對中美戰略互信的影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