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現在美國要求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你認為中國需要而且已經準備好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嗎？
基辛格：這是個美國式的說法，我不喜歡。因為這意味著美國教中國該怎麼做。
我想，中國和美國都應該限定什麼是兩國的共同責任。當然，中國需要定義並參與國際事務和承擔國際責任。從我對中國領導人的接觸和認知來說，他們已經準備好，也有這個能力。重要的是，中國要限定好在哪些特殊的領域。中國在世界上很活躍，有能力承擔國際責任。但不能要求中國承擔由美國人限定的國際責任。
《財經》：再過20年，假設中國的GDP與美國相當，美國會如何對待中國？美國是否準備好中國的崛起？
基辛格：中國的實力能否與美國相當？我認為，這很快就要發生。中國將成為一個與美國平等的夥伴。事實上，在許多方面，中國已經與美國相當，儘管在某些方面還不如美國。美國需要將中國視為一個平等的夥伴，這就是將來。而事實也將會如此。
《財經》：冷戰後，你總是提醒你的國家“這是有史以來首次出現既不能退出又不能主宰世界舞台的困境”，你也常常提出美國在世界上的“強權”相對轉變為“領袖”的地位，那美國什麼樣的“領袖”地位是你所期待的？
基辛格：美國直到近70年，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時才參與到國際事務中，那時美國國力之強，在全世界的總產值中，美國一度占了35%左右；而中國也就是最近開始參與到國際事務中。所以，兩個國家都必須學習如何參與國際事務。
在我看來，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它已不再擁有絕對的主導地位，它必須運用其“領袖”智慧，不是作為唯一的主導國家而是作為一個傑出的領袖體現在複雜的世界舞台上。
《財經》：你對胡錦濤的訪問有何期待？美國政府對此又有何期待？
基辛格：我想，兩國領導人都經歷了一段艱難的時刻和問題的碰撞，我相信他們會對中美未來幾年，尤其是近五年如何合作的問題有更多的理解。我很樂觀地認為，胡錦濤將會有一個成功的訪問。
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如同一個家庭，兄弟姐妹會在所有問題上都態度一致嗎？中美之間無法在所有問題上達成一致，這是很正常的。但檢驗中美關係好壞的，不是兩國能否共同達成目標，而是兩國能否找到解決問題的途徑和方法。
這就是我想表達的觀點，你認為我講清楚了嗎？
《財經》：你的意思是說，中美兩國都要坦然面對可能發生的競爭和一種不確定性，力爭合作。若如此，那就預示著另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基辛格：對！準確地說，是面對一些不確定，面對一些有限的不確定。總之，我們要強化合作，去共同創造一個新世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