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司馬遼太郎演說裡引用過這麼一個例子，日本作家代表團一行從尼泊爾回日本時，飛機正好在正午時分飛過喜馬拉雅山上空。當時他們發現正副駕駛員都離開了駕駛艙，在駕駛艙與客艙的那塊小小的空間裡跪下祈禱，這令日本作家們都大驚失色，於是立即讓翻譯去提醒他們，但駕駛員答覆說沒有關係，說飛機正是在自動駕駛模式上。作家們就很不理解地說：你們至少得留一個人守在那裡吧，都離開崗位不妥吧？但對方不予理睬。司馬遼太郎說：現在才知道，對尼泊爾人來說，在正午時分跨越那個山峰，是一種神聖，是一定要祈禱的。然後他說：“其實我們是根據文明的準則在判斷他們的行為客觀上是否合理，而他們是根據文化的準則在主觀的世界裡作祈禱。”司馬遼太郎覺得對此應該理解，因為日本人自己也是這樣的。總之，日本很追求這種文明和文化的兩全其美。當代很多新技術誕生在日本，他們會把錄音帶做成盒式帶，又會發明投幣飲料機，不遺餘力地追求更為便捷。但同時他們又極其重視傳統和內心。日本的文化守成主義在整個東亞地區是很明顯的，不論是精華還是糟粕，他們都守護著。中國人常說”揚棄“的概念，要去其糟粕，而對日本人來說，文化沒有合理不合理，只須守住。
日本的媒體在地震中如何反應？
葉千榮：這次不但是大地震，還是大海嘯。在這種將一個民族逼到困境的時刻，你可以獲得平時不易發現的觀照。但你會發現，這場大悲劇並未被引向高喊加油和捐款的運動，並未推演成一場多難興邦的精神高潮，媒體也似乎不考慮如何引導人們激昂。但是，到3月24日，已有了三百五十億日元捐款。有一個著名節目主持人叫久米宏，捐了兩億日元，這件事還是別人發現的。有記者問他是怎麼想的，他說：無可奉告，沒有什麼要說的。他為什麼不說？因為知道說了就不美。
再有，電視台鏡頭始終對准災區和災民。菅直人在震後的早上6點，乘直升機去了福島第一核電站高輻射的廠區。這是一個有風險的行為，他穿著一身工作服，具備一切“秀”的要素，但是沒有一個電視台去追蹤拍攝，這並未給他帶來一部電視專題。這是因為，這不構成新聞要素，因為誰讓你是首相呢？可就在那天下午，富士電視台實況轉播災區的節目在航拍中發現了一列失蹤三天的火車。主持人驚呼：找到火車了！不知道旅客們是否還活著？看了報道後救援隊立即趕赴現場，結果全部旅客都生還了。如果那天他們去追蹤菅直人的話，火車就不會被發現了。媒體和政府的關係基本是對峙的，但這種對峙迫使政府要不斷公開信息，即便公開得比阪神大地震時進步了很多，也還是要敲打，在這種敲打和對峙中政府不得不發布負面信息，反而帶來了平靜。所以，雖然這個國家的核電站發生了這麼大的危機，而且所有的國民都從電視上看到了爆炸的畫面和滾滾的濃煙，但並未引發一場大逃難。試想一下，如果這發生在別的國家大城市，人們看到距自己兩百公里的地方發生了這樣連番的核電站爆炸的話，會不會有幾百萬人大逃難?雖然現在日本超市裡很多東西斷貨了，有些人坐飛機去國外或到大阪等相對安全的地方了，但平心而論，總體上大部分民眾依然是平靜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媒體的作用。在震後信譽掃地的東京電力一度曾希望將一天四次發布會改為兩次，但記者們當場譴責拒絕，結果只好繼續一天四次發布。就這樣，一個是平時被市民和媒體批得幾乎體無完膚的政府，一個是因為核洩漏而信譽掃地的大企業，兩者天天被媒體抨擊，但抨擊並未帶來混亂，曝光並未導致失控，不斷發布的信息穩定了局面遏制了謠言。這種大災大難時的穩定，不是用強力維持出來的結果，在“穩定”這個形容狀態的賓語前不需加一個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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