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鼓勵海外各國多來朝貢，明朝政府對這些所謂的“附進物”全部免征關稅，“附進物”的貿易價格也不由市場需求決定。在日本，一把刀僅值 800 到 1000 文，政府卻給價 5000 文。獲得厚利的日本貢使便以朝貢為名大量輸入刀劍，數量年年增加，總額不下
20 萬把， 統一由明朝國庫開支收購，卻又不能賣出，只能擱在禮部倉庫里。
1433年12月，天方國使者乘船前來朝貢。一個有意思的細節是，天方國使者，向朱瞻基進獻了長頸鹿。未見過長頸鹿的國人，誤認為這就是神話傳說中的寓意福瑞之氣的麒麟，因此，禮部尚書特率滿朝文武稱賀。事實上，在朝貢貿易體系中，與海外各國獲得的豐厚實利相比，中國更在乎的是滿足象徵性的宗主權所帶來的政治虛榮。
問題在於，朝貢貿易缺乏內在的經濟動力，鄭和下西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廢亦不資”。一方面，非均衡貿易換來的寶物不能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國庫收入，另一方面，支撐朝貢貿易體系的下西洋活動消耗巨大。這就為無視海洋的官僚們找到了借口。
伴隨著鄭和幾次下西洋活動，反對之聲持續不絕。1424年，朱棣去世。朝廷中反對派占了上風，於是，明仁宗下詔“下西洋諸番國寶船，悉皆停止”。鄭和船隊被封，全體官兵被調往南京鎮守。直到 1430年，明宣宗朱瞻基為了扭轉“諸番國遠者猶未朝貢”的局面，決定再派鄭和下西洋，但這次遠航，是中國控制南海輝煌的頂峰，也是退縮乃至沒落的開始。
在20世紀的一位思想家梁啟超看來，“鄭和下西洋”，“其希望之性質安在，則雄主之野心，欲博懷柔遠人、萬國來同等虛譽，聊以自娛耳。”
鄭和去世之後，這種“自娛”活動便結束了。放在更長的時空背景看，1431 年至 1433 年，鄭和船隊的最後一次遠航無比寂寥，“孤帆遠影”確是恰當的注腳。
拐點
1433年，僻處歐洲西南一隅的小國葡萄牙的國王若昂一世也去世了。不過，他的兒子亨利王子繼承了他的海上擴張政策。
“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欲浸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萬萬矣！” 這是地方有司奏請徵稅，朱棣在駁回文書中的批示。因此，朱棣在派遣數萬海軍，航行於太平洋和印度洋十數年之後，仍然厲行禁止民間海商“片板不許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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