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那裡也了解了一下他們是怎樣看待中國的。首先有些隔膜，不像50年代那麼熟絡與親密。其次，他們感覺到中國這個龐大經濟體的壓力。問到對“中國特色”的看法，他們策略地回答道，“上帝不會偏袒任何一個自認為特殊的民族。人類文明中追求的正義、公正、人道都不僅僅是哪一個民族所特有的。”
人物周刊：為什麼俄羅斯體制外有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麥德維傑夫這樣的代表，知識分子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金雁：俄國知識分子從形成上都是圍繞“大文學”的概念，文學一枝獨大，在文學裡表現思想，所以文學號稱是第二國家，把其他的學科都涵蓋進去了，包括了哲學、宗教、社會學等。文學是良知、正義和呐喊的化身。俄羅斯全民都在讀文學作品。幾百年來俄國知識分子反抗政府是一個傳統，能叫知識分子的人就是反政府的，他們叫心靈反對派，或者天然反對派。技術人員能力再高不能算是知識分子，充其量只能是專業技術人員。
在中國，因為科舉制度下的士大夫情結，只有進入體制內才有用武之地，好像只有在體制內才能大有作為。那天我在感慨，中國歷史上體制外的知識分子有誰呢？秦輝就說有曹雪芹啊，有蒲鬆齡啊，有清流啊，有浙東學派啊，有黃宗羲啊，每一代人都應該建立“自己對自己負責的歷史”，現在中國的問題就不能怪老祖宗，而是我們沒有肩負起責任。
可是我仍然覺得對比俄國歷史上的群星璀璨的知識分子群體，中國知識分子的力量比較微薄，我們《紅樓夢》、《聊齋》透出來的仍是落第秀才不得志的酸楚勁，體現的仍是不知所措的仿徨，抒發個人情感方面多，自覺地肩負責任給出更多的分析判斷以及原創性的學理意義不如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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