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件有時通過熟人帶回國內投遞，有時是從波蘭、俄羅斯走國際郵件寄出，所以經常不是按寫信的時間順序收到。秦輝給金雁寫信抱怨說：“每天都要開信箱去摸信，一連好幾天沒有摸到信了，我的手都被鐵皮信箱邊緣磨破了，但是還沒有摸到信。”金雁後來開玩笑回憶這段經歷說：“當然他不是對老婆消息的渴望，而是對東歐信息的渴望。”
夫妻倆在學術上開始了全方位的配合。金雁精通俄語和波蘭語，秦輝熟諳英語和日語，兩個人的配合產生了化學反應。
他們指出蘇東的計劃經濟與中國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完全不是一回事，探討東歐幾國轉型選擇的歷史必然性與優缺點，而這些文章的立足點又都是針對中國現實。
一次，有媒體約金雁寫紀念柏林墻倒塌20周年的文章，金雁接了任務後臨時有事，而稿子才寫了兩段。她 “忽悠”秦輝說：“我送你半篇文章啊，署名和稿費都歸你。”秦輝正忙於自己的寫作，懶得接“半茬子”活，但“救場如救火”，也顧不上討價還價，熬了一個通宵後趕在排版前最後一刻交稿，然後急忙趕著上課去了。
在下海大潮湧起的時候，身邊的朋友紛紛另辟“戰場”，金雁對堅守書齋的意義也曾有過動搖。她很清楚，秦輝是不可能動搖的，為了保證丈夫可以毫無後顧之憂地做學問，她也在猶豫是否搞一搞“雙軌制”。
秦輝對她說：“別人想不明白，我們搞歷史的還想不明白嗎？趕去做弄潮兒絕不是明智之舉，學術生涯的‘斷裂’不是想續接就能續接得上的。這個時代是需要人們思考的時代，是需要堅守的時代，是要有對自己準確定位的時代。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每個民族都需要有一批‘為此準備’的人，在迷茫和困境中發出理性的聲音，有‘真誠’、有‘功底’的歷史叙事不是隨便抓一個人就能做到的，能做到這一點，比世俗的‘成功’或‘過好日子’更有價值。”
這番話堅定了金雁的信念，現實生活中的“難以免俗”仍時不時挑戰她的決心，就像他們的朋友張鳴教授所說，做丈夫的在學術上總要壓妻子一頭。
這就有了他們夫婦曾經“三次離婚”的故事：1981年底從蘭大畢業來到陝西師大後，每個研究生能分一間房，學校以“你們是一家人”為由給秦金二人分了一間房，他們問校房產科，如果我們離婚了是不是就可以每人一間，答曰，可以；學校評高級職稱時，系裡通知指標有限，“你們家就出一個好了”。金雁問，派課、科研、指導學生怎麼沒此一說。答曰，誰讓你們是一家子呢；90年代初，兩人調入北京，一家人擠在三十多平米的陋室當中，只因為中央編譯局有規定，如果配偶是副高以上職稱，住房由對方解決（秦輝此時是教授，而金雁是副研究員）。
每每遇到這種形而下的瑣事，金雁就恨恨地想，你們敢這樣，我們就離婚好了。可組織上知道他們伉儷情深，最後的結果當然是他們苦哈哈過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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