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有家：不好意思，我不是很同意。如果依你所說，即是順其自然，我們坐在這裡等死就可以了。第二件事，反共，我也不同意。我所認識的朋友，背景都很廣闊的，愛國好、不愛國好，上流好、下流也好，我覺得香港人沒有強烈的反共意識，只是反對同我們的意識有明顯衝突的事。比如李旺陽事件，反對的只是打壓李旺陽，為什麼李旺陽會這樣死得不明不白，打壓李旺陽也是幾十年的事了。香港不是想反共，可能有人想炒作也好，但我們不知道，我們不會發聲，我們知道而又覺得很離譜，我們會發聲，只是這樣簡單。
如果一個城市的興起和沒落都是自然的，太陽有升有跌，那我們不用想出路了，就等她沒落以後再上升。
陳志輝：中產是一群生活條件比較好，靠自己實力向上爬的人，我想中產的訴求跟基層的分別是，他們在尋求身份的問題，比基層來得強烈，來得執著。很多中產階層在過去15年的感覺是，自己“好火羅”。香港跟中國接軌、融合的時候，很被動，好像要中央餵我，要中央照顧，就是香港人沒用，幹什麼也幹不成的這種抑郁、納悶和無力的感覺，讓中產朋友流向不同政治力量的原因之一。
至於有什麼出路呢？比如剛才提出的經濟多元化，為香港經濟發展尋找新增長點，都是應該做的。另一方面是，梁振英在政綱中提出一點令我很深刻的是，我們講國民教育講了很多，但我們太少講到，香港人怎樣去愛自己的地方。正如我剛才所說的，有很多人有覺得，香港很多地方好像專門搞給自由行，連去迪士尼，去海洋公園也沒有機會，是這一種納悶的感覺。該不該讓香港人更愛自己的地方呢？我是個攝影愛好者，不知道大家是否還記得新起的昂船州大橋，可飽覽整個香港，很漂亮。有朋友跟我說過，其實以前打算在這建一個觀景台的，最終沒有下文。我只想說一件事，要令香港人愛香港不用花很多錢，有很多渠道可以做，只需要有地道的，一些很細微的事，具有香港特色的東西，我們都可以考慮，就是給香港人多些空間去愛自己地方。
剛才有很多朋友都很悲觀，我認同CY是有些缺點的，例如班子人選，會令很多朋友產生疑問。（座談當日還未出現僭建問題） 不過，相對於曾蔭權，客觀環境方面亦未至於太差，特別香港現時是三高一低：香港經濟是高度發展的，城市基建是高度發達，財政盈餘很高，又低失業率。純粹從字數來看，條件是相當之好的。我記得去年財政預算，大家在討論如何派6000元時，有位美國朋友回來香港，說為什麼會那麼有趣：美國在講如何拿錢，你們卻在討論怎樣派錢？奧巴馬政府很窮，大家都商討怎樣拿錢，但香港人卻鬧著如何派錢
當外面經濟環境不景，但香港條件卻相對豐厚，我想，有幾億千去讓CY發揮，他做事的空間可以很大。
佘繼泉：我在上海看過一個叫周立波主持的節目，內容令到市民對一個地方很有歸屬感，還可以令到成個國家整合得更多，減少中港矛盾。周立波的節目是鼓勵人們參加節目的比賽，然後評分，夢想成真去讓參加者做些什麼。有兩個少數民族的姑娘做表演。表演完了很感性，很獎後她請了父母到電視台頒獎給她。那個節目最令我深有感受的是，它令到所有觀眾都很關心弱勢社群，關心社會有需要的人，令到社會各階層也拉近了。這樣有質素的節目如何在香港播放，會有助減少中港矛盾。
其實，我們不應該把中國人和香港人區分起來，我們都來自同一個老祖宗。我非常同意阿輝的說法，如何政府能夠做到一些能夠令香港人有歸屬感的事，比例我們香港有些深水地方可以釣魚、可以拍拍照，有地方可以進行親子活動，令到香港人覺得這個地方是我們的。
其實，我們不應該把中國人和香港人區分起來，我們都來自同一個老祖宗。我非常同意阿輝的說法，如何政府能夠做到一些能夠令香港人有歸屬感的事，比例我們香港有些深水地方可以釣魚、可以拍拍照，有地方可以進行親子活動，令到香港人覺得這個地方是我們的。
鄧咏駿：你覺得香港人不愛香港嗎？我覺得香港人很愛香港，甚至有些有港獨的論調，其實陳雲的城邦論已經出到第五版了，這是港獨理論，很多人也接受這件事。
吳有家：不好意思，我覺得有一點要稍為補充的。你剛才提到的節目我在北京也看過，其中有一集很深刻的，一個耍雜技的姑娘，當天她取得最高的分數。當頒獎頒錢給她的時候，她哭起來了。她其實挺窮的，但她不願接受獎金，把錢捐去做善事。她跟主持人講：今天上來的目的，只是想讓人知道，雜技界有我的存在。很感性的，她是很真的講出來，香港的電視節目有沒有這種東西呢？
第二件事，我同阿駿所講，我們很愛香港，否則今天也不會坐在這裡胡扯。第二個問題是，我們不是要做些事情要讓我們愛香港，而是令到我們懂得欣賞我們今天所擁有的。
馬逢國：我們今天的討論也相當熱烈，談了很多，但未必完全覆蓋到原來的所有問題。我也有幾點很想講的，我覺得跟中產也很有關係的。我首先關注的是，香港市民對中央的信任度、支持度和認受度最近有所下降。有些人很簡單的講成是跟李旺陽和陳光誠等政治事件有關。我覺得不完全對，反而我會看到有幾宗同香港直接有關的事，令到大家心底裡對中央政府有看法。
其中一件很重要的是，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出現問題，這在過去幾年已積累下來，尤其最近前任和現任的高層官員以至特首選舉期間出現的問題。我估計中產反應很強烈的，只是沒有表達出來，大家其實心裡很有意見。其中一個觀點是，中央並沒有處理好中央應做的角色。大家覺得你有負任，你才可以做的事情，但你沒有做好。在過去幾年特別是回歸之後，最初是中產階級對中央政府不信任，到了中央不干預才慢慢相信接受，甚至看到香港有困難的時候，中央會出手幫助令這種信任進一步提升，加上國家不斷發展令支持度越來越高，甚至比特區政府還要高得多。
不過，對於近期的下降趨勢，大家會覺得中央確實出於良好意願，但往往不夠到位，包括特區政府的管治問題，是中央政府授權委任的，我又不能直選投票，建制的政黨和建制又不停保駕護航，結果發現有那麼大的缺失，這不單是他個人操守有缺失，而且是施政上的缺失。現在不斷有人走出來批評，但難道過去幾年中央政府不會知道嗎？我身邊有很多朋友都這樣認為，心裡覺得中央政府是有責任的。
還有的是，這是個深層次問題。出現問題後，特區政府做了幾件事情，委託了一個委員會去調查，以及建議日後應如何改善，之後出現了審計署調查，之後廉政公署又說要查。我有些朋友是這樣看的，他的行為導致現時出現的問題，事實上正在破壞一國兩制的精神，特區政府理論上應實踐行政主導，但出現這幾件事之後，就損害了行政主導，如何會這樣呢？特首委任的架構如何調查自己呢？由一個退休法官建議他應做些甚麼，其實是有問題的，就是損害了行政主導。但前提是，中央政府是否充分扮演了他的監督功能和角色呢？中央對特首和主要官員的任命，應該是實質性的，督促他全心全意為香港服務，這是一個問題。在某些中產的眼中，比較有深層次想法的人當中，其實是有意見的。
我則認為，國家主席胡錦濤即將來港主持交接，我十分期望，（中央政府）恰如其分做一些對特區應有的“一國兩制”的“一國”部分的說明和要求，須確保這個由他任命的政府，包括要求司局級官員是全心全意為香港謀福利、謀福祉的，而它願意負起監督責任，若能表這個態，我相信能恢復很多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心或信任。反而不是做太多剛才大家所說的參與事務，當然，協調上，可能大家都理解；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有一定的角色，它如何調整大家一直以來理解的“一國兩制”的“一國”部分，扮演一個重要的職能，若它能比較強勢展現這方面，我覺得它惑爭取某些人的認同及支持，有人真的怪中央為何不管他，任由他這樣做，難道你不知道嗎？還是純粹維護他的管治尊嚴，就不處理呢？難道出了問題，才去處理？抑或不處理？
提到的“生老病死、衣（醫）食住行”八個字，我在反映問題的場合、北京兩會，甚至寫文章時，亦曾用到這八個字，回顧過去幾年管治，八項都存在問題，那有甚麼理由香港的老百姓沒有意見呢？但看看有甚麼可以做呢？我認為重點有幾項，土地不用說了，影響著方方面面；第二個問題，我覺得十分緊要，長遠規劃福利，要正視老人問題，是非常突出的。我舉例，我家庭成員中，我和太太，有三個老人家，三張輪椅，三個外傭，其中一個住在復康中心，變相的老人院舍，每月支出大概2.7萬元，若三個老人家都要我負擔，我怎辦？幸好我和太太兄弟姊妹多，都有穩定收入，大家一人湊一點就能解決問題。但我十分擔心，再過十年、二十年，我只有兩名子女，你說怎辦？這是非常非常突出的問題，我也算是中產吧，但我也擔心十年後自顧不暇。到時，若我還在世，我太太還在，若子女結婚，他們的另一半又有兩名老人家，加起來有四個，但只有兩人照顧，怎照顧呢？若我父母還在，負擔更大，所以這個問題非常突出，若只靠自己的力量，又要照顧得好，不靠政府，相當不容易。因此，若特區政府能在這個問題上有遠見，有長遠部署的話，便能令很多人安心。
公營醫療來說，香港其實做得相當不錯，可能是全世界最好，有全面照顧，中產階級亦有能力負擔私營服務，當真有困難時，也可回去政府的醫療系統，唯一問題是這種照顧，是否可持續，我覺得不能持續，由哈佛報告書至今十多年，都沒有決定應如何做，這是很大失誤，亦有可能很快就“爆煲”，醫療系統撐不下去。
教育問題，我認為不算十分突出，因為人口下降，適齡學童在未來十多年不會增長，較為突出的是跨境學童問題。
而經濟問題，我認為現時有機遇，過去20年，工業北移，很多產業北移，高地價政策亦淘汰了很多行業。但現時，由於內地經濟調整，整體價格亦調整，因此北移已沒有可能，反而倒轉來看，香港有競爭力，包括工資、土地，只要政府能適當利用空置的工廠大廈和增加土地供應，現時未有做好，若有新政策出台，可以吸引新產業。
剛才說的六大產業，說的多做的少，我很清楚，拿了十多億出來做一些蜻蜓點水式的工作，效果非常有限。若真的有決心做，不是這樣做，要大力去做，是有可為的，這是我的看法。在哪個領域針對一些新興產業，有時舊的（產業）保留不了，都要淘汰。
扶助中小企，這是絕對需要，這亦是很容易做。中小企，土地政策十分關鍵，搞好土地政策，增加一些扶持政策，中小企就可有機會復甦，這是我的看法。
吳有家：根本沒有利用好CEPA。內地的生產性企業，由於工資等，香港有優勢時，又可以利用CEPA，產品回流上內地。
馬逢國：過去整個經濟政策，所謂不干預政策，就是沿用回歸前對大財團傾斜的一種既有事實。不干預下其實是惡化，這十多年來問題惡化，因為競爭愈來愈少，完全是壟斷，壟斷已不止出現在地產行業，在零售、生活必須品等方面均是如此，現在只有幾個行業沒有連鎖店，理髮、洗腳，還未有集團化。集團化的意思是你沒有份兒，只是打工，不能擁有，人的積極性會被壓抑，這是最大問題。因此，中小企十分十分重要。教育我不覺得很大問題，還有選擇。
總結而言，大家認為中產還未十分需要政府的照顧，只是大家感受、情緒比較憂郁，覺得自己有能力，但發揮不到，下一代毫無保障。而現實的情況，中產發不到聲，影響不到政府施政，體制上不利吸納中產意見，包括政制，不論建制、反對派，都沒有空間讓有心的中產人士表達他們的聲音，我想這是大家比較有共識。不過，仍未有結論，我們應該讓一些代表中產的政團、政黨發展，還有沒有其他的替代呢？有甚麼形式的新興政治力量可反映聲音，這是值得大家關注的。
評論員簡介：
馬逢國，新世紀論壇召集人。香港電影人、政治人物。前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曾任香港臨時立法會、第一屆（1998﹣2000）及第二屆（2000﹣2004）立法會議員。曾監製、出品多部電影，包括最後的貴族、秋菊打官司等。
曾勵強，工程師，太平紳士。1946年生於香港，1970年畢業於香港大學工程學院。現任中華文化促進中心理事會義務秘書，港專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榮譽研究員及新世紀論壇副召集人。
吳有家，香港公開大學榮譽教授。早年在內地經商，對兩地營商環境十分了解。
龐愛蘭，注冊藥劑師、民選區議員，曾任電視及電台節目主持，長期從事禁毒及禁煙工作。現任公職包括：保安局禁毒常務委員會教育及宣傳小組主席、康復諮詢委員會成員、葛量洪獎學基金成員、國際戒毒基金會主席、香港醫療專業聯盟主席、新論壇理事以及公民力量理事。
鄧咏駿，是新青年論壇召集人，香港科技大學機械工程學士、澳洲國立大學公共政策（環保法律）碩士、觀塘民選區議員(麗港城)，新論壇理事，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委員，自置居所津貼上訴委員會委員，前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
蘇俊文，現職大律師，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榮譽)學士，香港中文大學(榮譽)理學士，新論壇理事。社會公職方面包括: 香港沙田獅子會會長(2010-2011)，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上訴委員會成員，深水埗撲滅罪行委員會委員，深水埗區議會交通及房屋事務委員會增選委員。
陳志輝、新論壇副總幹事，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及管理碩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政治碩士，長期從事政策研究工作，著作有《香港特區政府施政架構》(與羅永祥合著) 。
佘繼泉，新論壇理事，香港中小企協會創會會長、香港中小企商會聯席會議主席兼副召集人、香港工商專聯會副會長、香港電腦業協會永遠名譽會長、香港特許加盟商協會永遠榮譽主席、中港企業家協會常務會董、廣東省清遠市政協委員（03-11）以及東莞市海外聯誼會永遠名譽理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