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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紀論壇成員連同學者出席《香港中產階級的困境與出路》思想者論壇，剖析香港中產階級面對的問題及提出解決方法。 |
新論壇去過內地考察，去過北京798，政府把他們放在一起，大家有推動、推廣，內地藝術家一幅畫很值錢，香港藝術家卻不能糊口。政府應在不同政策上與生活範疇上，可有些作為，但要用心去聆聽、感受，在長遠政策上配合。
佘繼泉：梁先生上台之後，應以兩個層次管理香港。要考慮生活上，像Scarlett剛才講的，都應該做，但中產更重視政治上的理解。我們有兩個主要矛盾，一是中港矛盾，另外一個是中產與大財團，源於財富分配不平均的不合理。
如果有政策指定，有些事情大集團、大財團不能做，讓市民知道政府針對性制定一些措施，那麼怨氣便沒有這麼大。還有那個中港矛盾，我們看見中港矛盾，為何政府沒有措施減少中港矛盾呢？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事情。我們中產現在不擔心生活的問題，教育、交通、醫療，我們相信這一代有能力應付我們自身的生活，但是下一代生活呢？我們擔心的是他們。
至於中港矛盾，有很多人煽動、製造分裂，但我感覺梁振英上場後，他自主作決定的空間較前任特首更小，這個擔心是有理據的，會更悲觀。如果能讓梁振英有更大的自由度，中港矛盾有更明顯的措施面對；大財團和中小企之間，若有更明顯的措施向中小企傾斜，禁止大財團來投標等措施。
馬逢國：我想你重申一個觀點，你說感覺梁振英得到的自主空間比前兩任更小，你能不能解釋基於甚麼原因？是基於整個政治氣候不好，還是甚麼意思？
佘繼泉：中央控制香港的力度愈見愈大，中央參與香港事務愈來愈大。
吳有家：我嘗試分享一下，解決方法不是三言兩語可說完。首先，我個人為人生已訂下一個5年計劃，5年若果香港搞不起來，我就離開。1984年我與大學同學8個人，在灣仔喜萬年酒樓飲完茶，上去當時的加拿大領事館，8個拿了表格，7個交了表，只有我1個沒有交，最後7個離開了，我留了下來。如果這5年形勢不對，我會走。未來5年我感到擔心，我與阿駿的看法一樣，我不敢肯定中央是否多了參與，即使是，都是逼出來的。
這15年，特別是這7年，香港搞到如一鍋粥，中央不參與，可能更大件事。中央參與是否會令梁振英的決定空間減少，我不知道。不過，按現時形勢，他組班的時間，這個強差人意的組合，我是非常擔心。總之，這個班底未能說服我，作為一個中產，能解決到甚麼問題。
至於梁振英的優勢，就是以前15年做得太差，要令中產人士回復信心，他只需解決一、兩件事，令人感到他真的辦到事，振奮到我們對香港的期望，這股力量就會出來。
總括來說，香港有甚麼問題要解決呢，八個字，“醫食住行生老病死”，“醫”是醫生的“醫”，不是穿那些衣服的“衣”。現時香港這八個字，那一項不存在問題？食物，包括安全、價格，內地通脹；“生無安居之所，死無葬身之地”。若然他能解決其中一至兩項，他已經很了得，這是生活上，他喜歡先處理哪樣，不一定要先處理樓市、房價，由他們這個班子決定。
政治上，中產要有更多參與政治的權利，至於透過甚麼制度，我不知道，可以是諮詢架構、能代表香港的政黨，或是由中產做官。不過，我體會到，現時中產想政府做的事，即使已發聲也是沒有用。政治上，中產應有更多參與，不可像以往般，敢怒不敢言，或廣東話一句說話“又痕又怕痛”。令社民連那些政黨，愈激進，投機空間愈大，所以有甚麼事中產要出來發聲，不用假手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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