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
於是，中國社會再一次面臨向何處去的問題。最近幾年，過去高速增長時期所積累起來的，但是被短期的業績掩蓋的各種矛盾也都暴露出來，近幾年變得愈來愈尖銳了，這導致了兩個嚴重的問題。
第一，粗放的經濟增長已經難以為繼。前面講了粗放經濟增長的弊端。但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通過外匯改革全面實施出口導向政策，用淨出口(即出超)需求彌補國內消費需求的不足，用以拉動經濟增長。在這種條件下，由於農村還有大量廉價勞動力需要就業，其他資源的短缺程度還不是那樣嚴重，粗放增長模式就還能表現出一定的生命力。
21世紀之初，城市化的加速，各級政府獲得了大量土地資源的支配權，就出現了粗放式增長方式的進一步回歸，用大規模向資本密集型項目投入資源的辦法實現GDP的高速增長，實際上已是強弩之末。即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用幾萬億元的投資和海量的貸款打了一劑強心針，這種靠透支資源、寅吃卯糧支撐短期增長的辦法也風光不再、難以為繼了。所以在制定“十二五”規劃的過程中，就把發展方式轉型的議題提到更重要的地位上來。
用胡錦濤總書記在省部級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研討班上的重要報告中的話來說，就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經刻不容緩”。為什麼“刻不容緩”？據我理解，是因為再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經無法維持經濟的平穩持續發展了。
第二，出口導向政策的積極效應逐漸減弱。在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下，雖然在一段時間內能夠依靠政府強制動員和大量投入社會資源，加上從國外引進先進設備和技術來維持高速增長，但這只能發揮短期的效應。近年來，這種增長方式造成的資源枯竭、環境破壞、內需不足、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緩慢等問題愈演愈烈。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曾成功運用日本等東亞國家的經驗，採取本幣匯率低估等出口導向政策，用淨出口需求彌補國內消費需求的不足，拉動沿海地區加工工業的發展。它們靠大量投入土地等資源，大規模引進國外的先進裝備和技術，和大量雇用低工資農民工，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度增長。現在，這些積極效應也已經逐漸減退。中國經濟在經歷了十來年出口拉動的繁榮後，21世紀初期在微觀經濟領域出現技術進步緩慢、勞動者的收入提高緩慢、大眾消費不足等弊病。在宏觀經濟領域，則出現了貨幣超發、資產泡沫生成和通貨膨脹壓力增大等病象。
所有這些都警示人們：如果不能盡快打破體制性的障礙，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經濟和社會災難。與此同時，行政權力對市場的干預和對價格的管控，造成了龐大尋租活動的基礎，導致腐敗行為的蔓延和貧富差別的擴大，引發了諸多矛盾的激化。官民矛盾的加劇和政府管治能力下降，加劇了社會的不穩定情況，使經濟和社會矛盾幾乎到了一個臨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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