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強勢政府不是中國經濟取得成功的原因
一部分人認為，中國能夠創造如此優異成績的根本原因，是中國擁有自己特有的發展模式，即所謂“中國模式”，其最大特點和優點是擁有一個強勢政府，因而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強大的動員資源能力，依靠強政府、大國企，用海量投資來支持高速增長，集中力量辦大事。
這種政府主導的發展道路，在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從西方各國政府的短期救市政策中得到鼓舞，其“優越性”似乎也得到了某些短期業績的支持。實踐中還出現了一些“樣板工程”，例如被“中國模式”的支持者所盛贊的“高鐵奇跡”，還有某些地方依靠政府的強力動員和大量注入資源實現的超高速發展等等。
我們應當明確，強勢政府不是中國成功的根源。從歷史來看，改革開放以前的30年，中國政府也許比現在更加強勢，可是結果有目共睹。而改革開放30年高速增長的奇跡來源於新生的市場經濟制度解放了人們的創業精神。現在，強政府、大國企和海量投資營造高速增長等亮麗政績付出的高額成本和產生的消極後果正在顯現。
各級政府日益強化的資源配置的權力和對經濟活動的管製造成的最嚴重的後果，是強化了尋租活動的制度基礎，導致腐敗迅速蔓延和貧富差別日益擴大，官民矛盾激化。
在20世紀末期，中國經濟學家曾對轉型期間日益抬頭的腐敗現象進行深入的討論，提出通過市場化改革鏟除尋租活動的制度基礎，防止中國上演腐敗猖獗的所謂“亞洲的戲劇”或“拉美病症”。1990年初期商品價格自由化，曾經阻斷了通過商品價格雙軌制尋租的“官倒”們的財路。然而，行政權力不肯退出市場，使尋租的基礎在許多領域繼續保持甚至擴大，使權力腐敗愈演愈烈。
由於體制的演進會有路徑依賴，一旦進入政府主導的路徑，從尋租活動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會力求推動“半統制、半市場”的經濟體制向國家資本主義乃至權貴資本主義蛻變。如果沒有步伐較大的改革阻斷這一路徑，使之回歸市場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會鎖定在這一路徑中。而一旦路徑被鎖定，就會像諾斯(DouglasNorth)所說，除非經過大的社會震蕩，就很難退出了兩種可能的前途嚴峻地擺在前面：一條是沿著完善市場經濟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權力，走向法治的市場經濟；另一條是沿著強化政府作用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前行，走向權貴資本主義的窮途。這樣，中國發展的過程就成為一場兩種趨勢誰跑得更快的競賽。
兩條路徑涇渭分明，前景更是完全不同。何去何從，正是本文需要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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