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要重視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
“十二五”(2011~2016年)規劃重新提出“頂層設計”的問題，其實質是明確未來改革的正確方向，是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還是國家資本主義兩種不同的“頂層設計”之間的選擇問題。
“十二五”規劃要求“更加重視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所說的“改革”，是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的改革”，因此，我們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也應當不是某個單項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而是全面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
我覺得有必要澄清一種誤解，那就是認為中國的改革直到現在還是“摸著石頭過河”。“摸著石頭過河”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做法，因為那時我們與世界學術界已經隔絕了很多年，原來以為社會主義國家就一定是蘇聯式的體制，當事實證明這一體制是行不通的時候，對於到底怎樣才行得通，心中是完全沒數的。所以當時陳雲和鄧小平都提出“我們現在只能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這種情況到80年代中期已經發生了改變。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從決策層到經濟學家和社會大眾，都認識到改革總是“摸下去”是不行的。所以，就提出了一個“頂層設計”的問題。不過當時不叫“頂層設計”，而叫作“目標模式”。
1985年的巴山輪會議上，匈牙利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科爾奈(JanosKornai)有一個關於改革目標模式的重要發言，提出現代經濟的體制模式分為行政協調和市場協調兩大類，兩大類又分為直接行政控制、間接行政控制、沒有宏觀控制的市場協調、有宏觀控制的市場協調四個子類，科爾奈傾向於選擇有宏觀控制的市場協調作為改革的目標。
對此大家都很認同。後來，由於1988年經濟波動和1989年的政治波動，對於中國應當建立什麼樣的經濟體制，發生了分歧。1989年以後，堅持計劃經濟成為主流。
1990年12月和1991年2月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以後，從1991年年中到1992年年中，中國的黨政領導人到經濟學家用了整整一年的時間進行了理論和實踐結合的認真探索，最後在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確立了中國改革的目標，這就是以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市場經濟體系。這可以說就是當時確定的中國經濟改革的“頂層設計”。
在這個“頂層設計”確定以後，就開始了經濟改革的“總體規劃”，即各個領域改革方案和它們之間配合關係的研究。然後，1993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50條”)，形成了市場經濟的總體規劃和各個方面的具體方案。這一決定非常具體，受到國內外的普遍好評。
1994年開始就按照這個總體規劃進行改革。此後，1997年中共十五大又提出“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對國有經濟進行有進有退的“戰略性布局調整”，以便確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不斷改善的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為中國經濟的崛起奠定了體制基礎。
不過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在20世紀末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初步框架還存在很大缺陷。這一方面表現為它還保留著原有計劃經濟體制的若干重要因素，其中集中表現為，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和國有經濟對市場的控制；另一方面則表現為現代市場經濟所必須的法治沒有建立起來。
正是因為如此，2003年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要求在許多重要方面進一步推進改革。可是由於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進一步推進改革會越來越多地觸動政府和政府官員自身的權力和利益，改革的阻力非常大，也由於改革的進步，使中國經濟開始崛起，各級政府官員普遍自我感覺良好，不覺得需要推進進一步的改革。
在這種情況下，既無壓力也無動力，於是改革步伐開始放緩。改革停頓不前，市場秩序混亂，權力干預加強使得尋租活動的制度基礎得到擴大，於是腐敗愈演愈烈，即便用嚴刑峻法也難以禁止，同時貧富差也愈拉愈大。現在回想起來，20世紀80年代末期民眾群情激奮地批判的以“官倒”為代表的腐敗，與21世紀出現的腐敗是無法比擬的。
腐敗猖獗和貧富分化加劇，為一些支持舊體制和舊路線的人運用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言說誤導大眾提供了機會。本來改革開放以來市場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改革就不斷受到來自支持舊體制和舊路線人們的質疑和反對。21世紀以來這種質疑的聲音越來越強，而且在錯誤的輿論導向下獲得部分弱勢群體的支持。
這些支持舊路線和舊體制的人們提出的“藥方”或者叫作另一種“頂層設計”，就是動用國家機器來制止腐敗和貧富分化；同時運用政府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靠海量投資來營造眩人耳目的政績。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的怪圈--政府的控制越是加強，尋租的制度基礎就越大，腐敗也就更加嚴重；而腐敗越是嚴重，在某種錯誤的輿論導向下，也越有理由要求加強政府和國有企業的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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