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陳勇先生所說，香港的人員構成受到中國20世紀中後期革命和政治運動的連續影響，是20世紀“失敗人群”的避難所和滋養地。大逃港不僅僅是49年以後毛時代歷次政治運動中遭到挫折的人或知青在邊地磨滅理想之後尋找避難地點的時代現象。在49年以前，也已經有很多內地人向香港移民。解放戰爭時期，很多國民黨人士逃亡香港。知識分子如文化學者錢穆以“花果飄零”的心態面對新中國的崛起，選擇香港作為落腳點，創辦新亞書院，賡續絕學。文學奇葩張愛玲更是在根據地無法適應之後來港避難，在外國機構資助下寫出《秧歌》和《赤地之戀》這樣的反共文學，想必對香港市民產生不小影響。商業精英、普通市民、知青也來到香港，這一代人在現在香港社會握有話語權，且在港英末期成為政務官階層，成為殖民話語和價值觀的堅定社會基礎。這些歷史與人口構成的複雜性，可以部分解釋香港回歸十七年來的政治對抗與心理互不信任。如今，政改議題正加速促成香港更加清晰之二元分裂社會的形成。
政改鬥爭不是敵我鬥爭，而是“人民內部矛盾”，要團結人民，活用民主政治技藝。
香港人口總數佔中國總人口比例雖然不多，但基本上容納了所有內地主體政治精神無法容忍的所有異議群體。這多少印證了內地對香港的“反共基地”一說以及將普選與國家安全進行緊密捆綁。香港儼然成為大陸歷次政治負資產的蓄水池和發酵中心。這是香港的歷史複雜性，這些因素都裹挾進了當代的政改辯論之中。
這批人與中央的管制權之爭，不僅僅是普選之爭，而是圍繞普選作為議題，面對二十世紀末期整個中國政治分化的再對話和再競爭；這不是簡單的法律分歧，也不是技術對抗，而是現代中國沒有在精神上與憲法上完成真正的統一，由此而帶來各種價值與制度的分歧與對抗。然而，所有的爭執和鬥爭在總體還都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正方反方都對未來的共識與團結做出了特殊的、不可取代的貢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