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朱天教授在最近的一個研究中發現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情況。國家統計局原來所統計的投資數據是由地方上報的，而2004年後，國家不再使用地方政府的投資數據，因為地方所報的數據加總的GDP超過了全國數據。因為沒有了數據來源，於是便不再核算投資，便把投資作為餘項，GDP就乾脆用收入法進行計算。
當要公布支出法GDP時，投資又如何體現呢？以收入法核算的GDP主要由三項構成，其中淨出口數據來自於海關總署；家庭消費數據主要來自公布的住戶調查結果，而政府消費數據來自財政部門；最後只剩下資本形成總額這一項，由於國家已經不獨立計算，因此GDP－消費－貿易餘額＝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即投資)。
但此時地方政府出現了另一個有趣的現象，地方政府GDP也是用收入法計算的，地方的消費和投資也是分別獨立核算的，而其唯一不能核算的是地方貿易餘額，因此地方政府實際上將貿易餘額變成了餘項，而公布支出法GDP時需要有貿易餘額，因此就用GDP－消費－投資＝貿易餘額。但由於地方的投資數據總是被嚴重高估，結果就必然“擠壓”地方加總的貿易餘額。事實上，我們發現，這幾年地方31個省區市的貿易餘額加總為負值，而全國的貿易餘額則始終為正值。例如，2013年全國貿易餘額為盈餘1萬4千多億人民幣，但地方貿易餘額的加總為赤字的兩萬多億，我們相信全國貿易餘額的統計來自海關總署，是正確的。可見地方總是高估投資。
如果是用生產-收入法核算的GDP減去消費支出和淨出口後的“餘項”來確定資本形成總額的數字，那麼一個直接後果就是，一旦最終消費被統計低估，那麼這個低估就會直接轉化成對投資的高估。我們認為，中國的投資率沒麼高，實際約為35%，這與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基本匹配。而消費可能被低估了10個百分點，房租消費被低估是主要因素。我們發現家庭調查中高收入家庭的代表不足、城鄉住房消費(虛擬租金)以及其他實物消費未能被官方抽樣調查方法進行合理核算。根據我們對家庭消費開支的重新估算，這些年來中國的最終消費率(包括家庭消費和政府消費)約占GDP的60%，而不是官方公布的不足50%的比率。
現在的問題是，為何地方報的投資數據會越發離譜？我們發現，地方所報的投資並非按照財務報表，而是派專人去現場根據工程進度計算的，他們會定期記下工程完成的百分比，隔一段時間再去測算。可見，投資是按工程進度來算的，即所謂的“形象進度法”，而這理應是按照企業報備的財務信息來進行核算。為了獨立地得到更準確的固定資本形成數據，也許我們需要大力修改甚至放棄我們已經沿用了幾十年的這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統計。而且，以後的投資數據要按照法人單位而不能再按照項目來統計。好消息是，國家統計局已經開始啟動對該項統計制度進行較大的改革計劃。例如，2012年開始的“企業一套表”和聯網直報等“四大工程”，可以使國家統計局能直接掌握原始數據，不再只是像過去一樣依靠各級統計機構層層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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