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前的紅四軍，圍繞建軍原則和治軍方式問題出現了嚴重的認識分歧，存在著一些錯誤思想。毛澤東歸納說：“現在的爭論問題，不是個人的和一時的問題，而是原則的問題。”主要是：黨的領導權在紅四軍裡不能絕對建立起來；單純軍事觀點，把政治和軍事對立起來，認為應該是軍隊領導政治；不認為軍紀問題是紅軍一個很大的政治問題，相反認為軍事紀律破壞一些也沒什麼大要緊，等等。毛澤東提出，必須同這些錯誤思想進行鬥爭，“以求紅軍徹底改造”。紅四軍必須服從黨的領導，實行民主集中制原則，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糾正錯誤思想，使之成為一支有別於一切舊軍隊的人民軍隊。
在黨的七大上，朱德回憶說：那時，“我們有很多幹部想創造紅軍，不是拿蘇聯紅軍的樣子來創造中國的紅軍，就是拿中國舊式的軍隊來看紅軍。為什麼會那樣呢？因為紅軍在中國是新的事物，歷史上沒有的”。
1929年《古田會議決議》確立的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根本原則，使聽黨話、跟黨走成為官兵的崇高追求和必勝信念；確立的人民軍隊性質、宗旨和任務，把紅軍與其他一切舊軍隊從根本上區別開來；確立的黨領導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和官兵平等、實行內部民主制度，形成了建軍治軍的根本制度和方式。
《古田會議決議》既是從思想上“以求紅軍徹底改造”，更是從制度上“以求紅軍徹底改造”。它所確立的建軍治軍原則和制度，是用法治手段把以農民為主體的武裝改造成了新型人民軍隊，從根本上確立了黨領導軍隊的法治信仰。
從此，我軍血脈中注入了黨的先進性基因，我軍法治建設奠基在黨的崇高理想和堅定信念根基之上。毛澤東總結紅軍建設的基本經驗時，曾意味深長地指出：“紅軍之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
從此，我軍法治建設有了法治文化的力量支撐，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猶如一條紅線貫穿於建軍治軍全過程。習主席強調指出：“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軍的軍魂和命根子，永遠不能變，永遠不能丟。”
尋根溯源、溫故知新，賡續血脈、堅守信仰。戰爭歲月的英勇善戰，正規化建設的探索奮進，現代化發展的鏗鏘腳步，是黨的絕對領導贏得了我軍歷史輝煌，是法治建設成就了我軍發展進步。軍魂所系，在於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法治信仰，根植於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軍法治文化基因密碼，是我軍理想之根、信念之源。
滾滾潮流，衝刷出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浪花，但最終剩下的依然是不滅的文化火種，是戰爭中經過血與火洗禮鍛造出的強軍鐵律。一支強大的軍隊必定是法治彰顯的軍隊，依法治軍的背後必然有深厚的軍事法治文化支撐。今天，當我們從歷史中拾起那些散落的典章故事，拼接出一組強軍興軍的法治文化基因密碼，更加親密地觸摸到了時代的法治脈搏，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依法治軍、從嚴治軍中文化的精神和力量。
築牢聽黨指揮的強軍興軍之魂，堅定中國特色軍事法治文化的價值理念，用法治手段傳承優良歷史傳統，用法治精神培育優良的作風，用法治信仰凝聚強軍力量，我軍法治文化沃土上萌生出的必將是法治強軍的勃勃生機和時代光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