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既然賣座，為什麼不繼續拍？
侯孝賢：你不能為喜劇而喜劇。後來我發現喜劇是最難的，喜劇的背後一定是悲。喜劇、悲劇，或者武俠劇，我想這些都是形式，最重要的還是人。有時候你碰到一個人，這個人很有喜感，但他背後其實是非常蒼涼的。我對人特別敏感。
《悲情城市》那時候我認識一些人，再看了白色恐怖時期的很多書，後來又認識年齡大我很多、參與過那個時代的人。他們後來跟我都非常要好。
有一個跟我最要好的，大我十來歲，所有的刑具幾乎他全部受過，除了一種。他身體早就不行了，什麼都受損。但是他沒有挫折感，也沒有累積的恨，你感覺他們真是大人，讓你非常向往。
我這個前輩認識鐘浩東（注：鐘浩東，台灣知名左翼人士，曾任基隆高中校長，在國民政府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中犧牲），他們被關在同一個牢房裡，有天，鐘浩東被點名出去，那個時間點點名出去，基本上就是要去槍決了。
離別的時候，鐘浩東跟大家一一握手，這麼多年過去，我這個前輩還能回憶起，他握著鐘浩東的手時，他的手竟然是暖的。
你會佩服這種人，你本身也有這種因子在，我跟很多長輩其實都很要好，可能就是性質、性情很像，他們讓我有欲望拍《悲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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