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校的目的不在大,而在強。”今年9月,浙江大學召開並校發展20周年座談會,作為四校合併親歷者的黨委書記鄒曉東說,過去20年浙江大學的變化是極其深刻的,不僅實現了辦學規模的超常規擴大,更達到了內涵質量的跨越式提升。
“通過共建、調整、合作、合併等多種形式進行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不僅打破了條塊分割、重複辦學的局面,實現了優勢互補,教育資源的合理重組、配置和充分利用,而且調動了中央、地方及社會各方面參與辦學的積極性,使教育質量和辦學效益有了明顯提高。”李嵐清在其教育訪談錄中這樣評價。
在改革部門辦學的過程中,中央政府對高等教育的管理權限也逐步下放到省級政府,比如2000年,高職學校的審批權下放給省級政府,以前所有高校都需要教育部審批;把相應專科層次的招生計劃權下放到省。這兩個權力的下放,擴大了省級政府的統籌決策權,同時不少原屬中央部委管理的高校也劃分地方管理或與部委共建。
這場高等教育宏觀管理體制改革和布局使得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管理、省級管理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格局由此基本形成,高校在服務地方社會經濟發展中將能發揮更大作用。
轉變政府職能,推進管辦評分離
2017年山東的校長們共同關注著一件事:中小學和校長一律取消行政級別,實行校長職級制管理。通俗點說,摘“官帽”。這項最先從濰坊等地試點的改革在山東全省實施,山東的中小學校長從“行政人”變成“教育人”。
“全面取消行政級別,促進了校長專業化發展,市里對學校下放教學、人事、財務、基建等14項權力,進一步擴大了學校自主權。”青島十五中校長孫睿說,改革也使校長成為令人羨慕的職業,解決了長期以來校長責任大、付出多、待遇低、職業吸引力差的問題。
同樣的事情還發生在四川。四川大學附中西區學校自從開展“教師自聘、管理自主、經費包幹”改革以來,辦學主動性和積極性空前高漲,學生的學科合格率一躍位居全區前列。
從1985年至今,教育管理職能轉變一直是教育改革與發展的重要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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