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的背景下，蘇東劇變、冷戰結束，國際格局再次劇烈變動，英美關係在這一波劇變中同樣受到了猛烈衝擊，失衡問題愈發嚴重。在美國政府看來，以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為首的東西兩大集團之間的對抗走向了終結，不僅讓英美軍事同盟的價值進一步縮水，更讓英國長期扮演的美蘇之間“調停人”角色的含金量銳減。而此時，由於英國綜合國力的長期相對萎縮，它更為傳統的“歐陸平衡手”能力也未有起色。在後冷戰時代，英國再次面臨著調整國際角色、尋找新“生態位”的迫切需求。接替撒切爾內閣的梅傑內閣給出的答案便是加力融入歐洲，積極參與歐洲一體化進程，在歐共體中扮演領導者的角色。不過，英美“特殊關係”對於英國仍然是寶貴的外交資產，美國獲得冷戰勝利後，英國愈發樂於搭上全球霸權紅利的順風車。因此，後冷戰時代的英國國際戰略，總體上呈現出美歐並重、彼此制衡的特點。而這也為英國後續的國際角色轉型提供了基礎。蘇東集團徹底瓦解後，歐洲所面臨的安全威脅驟降，發展勢頭強勁的歐洲，對美戰略自主的呼聲愈發強化。而既與美國保持著特殊關係，又是歐盟主要國家之一的英國正是在美歐間居中調解、協調溝通的不二之選。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英國的“樞紐國”地位愈發凸顯，從其舊有的以溝通美蘇關係為主的樞紐，轉變為了以溝通美歐關係為主的樞紐，④這樣一個地位超然的“生態位”已經成為了英國的舒適區。後續接替梅傑的布萊爾內閣也繼續維持著上述的方針。
無論是為了扮演好美歐溝通的樞紐，抑或是為了平衡美英關係，英國都需要大幅加強其在歐盟中的參與度、地位和影響力。布萊爾內閣所選取的突破口是防務，讓英國在歐洲獨立防務力量的建設進程中，扮演一個積極的推動者乃至領導者。這是因為在經濟和政治議題上，英國已經無法同法德競爭領導者地位，但其具備超然的核大國身份，常規軍事力量在北約和歐盟中亦不容小覷，這使得英國成為歐洲討論防務議題繞不開的對象。在英國的積極支持和配合下，歐盟安全和防務建設在英國的推動下取得了迅猛發展。
在對布萊爾內閣的政策進行深入觀察後，就可以發現，雖然這一時期的英國積極融入歐洲防務一體化進程，並希望能夠在其中扮演一個核心角色，但是卻並沒有擺脫北約的範疇，更沒有將英國的安全防務與歐洲綁在一起。這就充分說明了英國的對歐政策變化並不是真正的向著歐洲靠攏，而是布萊爾對於英國國際角色調整的一種策略和手段。這一手段的目的是提高英國在歐洲的地位和影響力，而這歸根結底也不過是為了在英美關係中獲得更多的砝碼和杠杆，以提升英國在英美關係中的話語權。⑤因此，布萊爾向歐洲靠攏的策略，並非代表英國大西洋主義的減退，反而是大西洋主義始終主導英國頂層戰略設計的體現。它證明了英國戰後歷屆政府所選擇國際戰略的內核，那便是以一切砝碼平衡英美“特殊關係”，維持英美同盟這一“生命線”。其後的布朗和卡梅倫內閣等，總體上也並未跳出這一思想的巢窠。
“9·11”事件和美國全球反恐戰爭的打響，使英國作為“樞紐國家”的角色更加穩固。布什政府繞過聯合國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發起軍事行動，歐盟對此存在保留態度。英國政府積極代替美國斡旋歐盟、溝通俄羅斯，調和各方矛盾訴求。也正是由於英國方面的外交努力，歐盟在反恐事務上的態度出現轉變，美國得以建立和維繫一個廣泛的反恐同盟。這正是英國充分運用現實主義外交、利用自身的獨特軟實力杠杆，再次成功維持英美“特殊關係”穩定存續，並在新的“生態位”繼續保留其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的例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