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陳肇興杜詩接受的文化史意義
1.陳肇興杜詩接受繼承了杜甫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
杜甫遭遇安史之亂，陳肇興則經歷了戴潮春之亂，雖時空各異，但處境相同。陳肇興《憶故居》詩云：“張良去國家初破，杜甫遊秦盜正驕”，以韓國被滅張良逃匿和杜甫遭遇安史之亂自擬，同遇家國之慨，所謂“家國之慨，前後同歸”〔15〕。蘇軾云：“杜子美在困窮之中，一飲一食，未嘗忘君，詩人以來，一人而已。”〔16〕又云：“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17〕羅大經《鶴林玉露》謂東坡又曰：“‘《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18〕經蘇軾發明，忠君愛國遂成為杜甫思想的定評，並廣為世人接受。和杜甫的忠義思想一致，遠在台灣的陳肇興也表現出忠君愛國的思想傾向。其忠君愛國思想，一是表現為王朝國家認同感。作為清朝儒學教育的產物，陳肇興對清王朝具有強烈的國家認同感。《感事述懷集杜二十首序》云：“效班彪之論命，欲悟隗囂。”〔19〕《三月十六日奉憲命往南北投聯莊遇亂避居牛牯嶺即事述懷》詩云：“艱難出簡書，慷慨論王命。”〔20〕《葭月二十六日喜晤石莊兼話大甲官軍捷信》詩云：“曾將王命論班彪，舌爛唇焦語未休。”〔21〕《卜居》詩云：“抑將說隗囂，辯論窮反復。”〔22〕《感事述懷五排百韻寄家雪洲兼鹿港香鄰諸友》：“苦將王命論，勸與聖人氓。”〔23〕西漢末年，王莽敗亂，群雄爭起，其中隗囂擁隴自重，欲割據一方，班彪憂時傷世遂作《王命論》，勸說隗囂等人相信天命，天命在漢室。陳肇興以戴潮春比喻為隗囂之流，更以此勸說各莊頭人聯合起來擁護官府、支援官軍，說明陳肇興對清王朝具有鮮明的國家認同感。二是提出忠義就是自保一方平安。《北投埔義士林錫爵招同林文翰舍人、邱石莊、簡榮卿孝廉、洪玉崑明經及各巨姓頭人宴集倚南軒，計議防亂事宜，即席賦贈》詩云：“壬戌二月二十二，春風習習花明媚。……人生浩氣秉乾坤，報國何須權與位。但教友助循古風，自保一方即忠義。”〔24〕“壬戌”，即同治元年。這年二月，陳肇興到北投發動各莊頭人聯合起來防亂，勸說各莊頭人自保一方平安，認為報國無須權重，“自保一方即忠義”〔25〕。又《祭旗日示諸同志》詩云：“方將騁中原，先鞭追祖逖。否則保一方，山川為生色。”〔26〕要麼像東晉祖逖那樣馳騁中原，要麼自保一方平安，山川生色依舊。在戴氏之亂中，陳肇興通過詩歌創作書寫了其忠君愛國之志，正如其次韻北征詩所說“此身雖在野，此心唯向闕”。〔27〕表明杜甫忠君愛國的儒家思想在千年之後、千里之遠的台灣得以傳承。
2.陳肇興杜詩接受代表了清代台灣地區杜詩傳播的最高成就
通過以上的梳理，我們發現：一方面，陳肇興繼承了杜甫“以詩紀史”的傳統，正如連橫《台灣通史》卷三十三謂：“戴潮春之變，城陷，肇興走武西堡牛牾（當作‘牯’）嶺，謀糾義旅，援官軍，幾頻於險。集集為內山要隘，民番雜處，俗強悍，不讀書。肇興竄身其間，激以義，聞者感動。夜則秉燭賦詩，追悼陣沒，語多悽愴，題曰《咄咄吟》。”〔28〕另一方面，陳肇興在仿杜詩、集杜詩和次杜詩的創作上，也表現出高度的自覺，尤其是次杜甫《北征》，堪稱千年後第一人，是杜甫詩歌在台灣傳播的最高成就。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上云：“長篇最難，晉、魏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傾盡為工。至老杜《述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絕唱。”〔29〕乾隆《御選唐宋詩醇》評杜甫《北征》“以排天斡地之力，行屬詞比事之法。具備萬物，橫絕太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有五言，不得不以此為大文字也”。〔30〕以上兩段引文，都說明後世幾無次韻杜甫《北征》之作，但“渺渺千秋”之後，遠在台灣的陳肇興卻次韻其後，正如台灣知府陳懋烈《陶村詩稿題詞》之三云：“浣花溪畔少陵祠，絕代詩才賦亂離。誰料千年才更出，有人繼和北征詩。”〔31〕可謂杜甫《北征》之後，一人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