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已經發展到有序融合的階段
中評社問：十九大報告還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進新時代，您認為在新時代發展中“一國兩制”在香港如何保持活力？
田飛龍：“一國兩制”本身比較特殊，一方面要運用好“兩制”的差異來服務於國家發展大局，來保證香港的繁榮穩定，另一方面又要防止這種差異性被放大而產生“兩制”對“一國”的背離。如何辯證平衡、動態地把握“一國兩制”的內部張力，積極消解它的複雜張力，是非常關鍵的。在新時代把握好“一國兩制”的活力，使之繼續有利於香港和國家，首先要全面、準確的理解“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憲制性安排及其國家理性。從改革開放初期開始，中央堅定地追求現代化和國際化的整體國家戰略、國家發展方案是頂層安排，“一國兩制”必須要有利於國家整體的現代化和國際化，在這個前提下，再去談論“兩制”。如果說舊有的“一國兩制”實踐模式是國家依賴香港平台“走出去”，學習香港進行初期現代化，那麼今天隨著中國治理全球化的主場時代到來，香港應該更多地參與國家“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中國與世界關係的變化，必然帶來香港和國家關係的變化，也會帶來“一國兩制”實踐重心的變化。
目前“一國兩制”已經發展到，我稱之為“有序融合”的階段，通過這種“有序融合”，為香港經濟的轉型升級和青年人的成長成才提供新的通道和機遇，同時也使得香港獨特優勢，轉化為國家所需，達到一種新的理想均衡狀態。這也是“一國兩制”的一個要長期探討的課題，而新時代為這個課題的解答、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促使特區政府和香港各階層不斷反思，調整自身的低迷姿態，努力跟上國家戰略思維和發展節奏。這個過程中肯定有人會不適應被淘汰，也會有一些人抓住新的機遇，完成個人和國家命運的重新結合。這本就是“一國兩制”發展自然而然要展現的樣態。“一國兩制”既然賦予香港社會高度自治，即意味著香港自身的責任和義務也是高度化的，只是國家在既往並未強調和凸顯，但並非不存在。這也是符合法理上的公平原則的。在新時代跟上國家發展，對香港的挑戰也非常大。從習主席“七一講話”到十九大報告，相信香港社會也有捕捉到非常關鍵的信息，去重新理解、適應，運用好“一國兩制”的制度紅利，使得香港仍然可以作為國家發展大局當中的一顆“東方明珠”繼續綻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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