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兩檢”符合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初衷
田飛龍：“反動派”所調用的一些基本語言，比如自閹說、割地說、最大倒退說之類的說法，實際上把香港想象成一個似乎是獨立於國家領土之外的地方，似乎在表達香港的土地與國家沒有任何關係。實際上根據基本法，香港實行土地公有制，土地屬於國家所有，只是基本法通過專門條款授權特區政府自主地管理土地，而且土地收益不上交中央財政。這其實是國家對香港的一種特別的授權，並不表明香港的土地性質就發生了變化。
香港土地屬於國家所有，特區政府可以基於高度自治，對土地的使用用途以一種有利於香港發展也有利於國家的方式作出靈活安排，比如“一地兩檢”內地口岸區的設置安排。其實“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基本原理和制度的初衷是允許這一安排的，儘管基本法因為年代相隔的原因沒有為“一地兩檢”提供直接的某一具體條文的許可。“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原則，以及人大常委會作出的合法性確認，其實為“一地兩檢”提供了非常扎實的憲制合法性的基礎。這個基礎就是要求香港的法律界以及香港社會去承認人大在基本法上的決定權，這種決定權本身就包含解釋和發展基本法的憲制意涵。
“反對派”的設想與時代精神格格不入
“反對派”所設想的通過司法複核來挑戰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也挑戰本地立法會的草案，這樣的想象基本上無法實現。因為特區的法院經過回歸以來人大釋法多次規訓和監督指引，對中央的權力和權威在法理上及在憲制性程序上也表現出高度的認可和尊重，並且“一地兩檢”本身是惠及香港各階層的一個民生工程，它與“佔中”、普選不同。
因此這次香港的“反對派”，無論在法理上還是民意、民生意義上，都站在一個不利的位置。之所以不得不站在這個不利的位置，還是因為其內心中默默追求完全自治。但在依法治港和有序融合的新時代，這種想法與時代精神格格不入，是邊緣化的，也反映出香港回歸以來，“反對派”精英整體在意識形態上及對“一國兩制”的準確理解上，並沒有真正跟上中央的期待，沒有真正對“一國兩制”的初衷、初心有深入的理解，對國家的認識和認同問題一直沒有很好解決。這些問題會比較長時段地影響香港“反對派”對“一國兩制”發展前景的判斷。包括“一地兩檢”在內的一些問題，本來只是“一國兩制”順理成章的一個發展，他們卻理解為是回歸以來最大的“倒退”，這種倒退認知反映出他們對事物判斷的思路和視角沒有“進步”，其實是他們本身對時代精神和國家發展不認同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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