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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榮元、戚嘉林主席對話中評青年記者現場（中評社圖片） |
鮮少在公開場合提起自己曾被判處死刑的吳榮元面對中評青年時，十分動情地分享了他在帶著鐐銬、面對著死亡的時候是如何自持的。“為了讓自己能夠面對生命的衝擊，就要有一種思想做自我武裝，”吳榮元說。
當時國民黨警備總部的看守所有一些介紹國民革命時代先賢先烈的書籍，所以吳榮元在那段時間學習了很多革命黨先賢先烈的事跡，令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譚嗣同。譚嗣同曾提到，“中國變法不成功，是因為沒有人為變法流血，如果要革新變法要成功，要流血，就從我開始”，所以寫出了“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詩句。同樣給他鼓舞的還有秋瑾，秋瑾作為一位知識分子，認為中國必須要有大改造、要推翻滿清，所以她接受孫中山思想、參與革命，在臨刑前寫出“秋風秋雨愁煞人”。
想到這些，吳榮元自問道，“一個女子都這樣，我自己怎麼可以愁雲慘霧地過日子？我問我自己，這條路是不是自己走的？如果是，那你就要乖乖的接受現實的挑戰。”
這就吳榮元當時的自我定位。由於感受到了中國歷史發展的一脈相承，也看到了每一代人都在為國家的革新做貢獻，所以他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對於統一運動和祖國大陸的認識更深入，感到自己走的這條路不僅是政治正確，也是歷史正確。
雖然不斷地告訴自己“搞革命人怎麼能膽小怕死”，但是自己回到小押房，吳榮元仍會坐立難安，這來自於年輕氣盛就面對生命消失的恐懼。
那個年代流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吳榮元就以此為自己做心理建設。他問自己，“究竟怕什麼？為什麼會淪落到今天的地步？”通過弗洛伊德的心理學分析，他梳理了自己的心路——“統一之路是自己選的，自己敢做就敢當，而且這是一條正確的道路，除了對不起家人之外，並沒有錯處。”那樣的話，坐立難安究竟是在怕什麼？通過一步步推演，吳榮元明白了，怕的是死的痛苦。“既然這樣，何不把死的時間點推到最後，在開槍的時候再怕。把痛的尖銳核心問題放到最後。”
經歷過死亡的切身感受，吳榮元才深刻體會到，中國歷史變革的先賢先烈從容就死、慷慨赴義不容易，生命確實很可貴，要珍惜生命。但是，也正是通過這樣的曆練，當被改判無期之後，吳榮元覺得自己此生就是撿回來的多餘生命，之後他什麼都不會計較了。
後來，吳榮元看到祖國大陸的發展，更加對其個人的志業充滿信心。他表示，他所擁有的這種歷史觀對於現在台灣、大陸和香港的年輕世代而言很難理解，因為他們很難把現實和歷史銜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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