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記者：法治興則民族興，法治強則國家強。請問您如何看待法治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上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統一，重大改革於法有據、及時把改革成果上升為法律制度？謝謝。
沈春耀：改革和法治相輔相成、相伴而生。從表面上看，改革意味著“破”和“變”，法治意味著“立”和“定”，二者似乎是有矛盾的，但從本質上講，改革和法治是“破”與“立”、“變”與“定”的辯證統一。歷史上的各種變法、新政，都是同立法、定制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我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也表明，法治的實現離不開改革的推動，改革的深化也必然要求法治的保障。
黨的十八大之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分別就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作出戰略部署，兩次全會分別通過的兩個決定構成了相得益彰的姊妹篇，改革和法治如同鳥之兩翼、車之兩輪。這些年來，我們堅持改革和法治兩翼齊飛、雙輪驅動，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和寶貴經驗。從立法工作情況看，在我國現行有效的303件法律中，屬於十八屆三中全會後新制定的法律有78件，比如民法典這樣分量重、塊頭大的立法；對303件法律中的147部法律先後累計修改334件次，修法的力度也是非常大的。新征程上，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應當同進一步全面依法治國有機結合起來，更好發揮法治的重要作用。
《決定》部署的重要舉措和任務要求，許多涉及法律的制定、修改、廢止、解釋、編纂以及相關授權、批准等工作，對立法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課題新要求，需要通過深化立法領域改革作出新的回答。《決定》在相關部分明確提出了一些重要立法修法任務，包括制定民營經濟促進法、金融法、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反跨境腐敗法，修改監督法、監察法，編纂生態環境法典。我們要全面貫徹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積極適應新形勢新要求，著力處理好改革和法治的關係。對於深化改革需要制定的法律法規，及時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對於實踐經驗尚不充分，需要先行先試、探索積累的事項，可以依法作出授權決定；對於不適應改革發展要求的現行法律規定，及時進行修改完善或者依法予以廢止；對於相關改革決策已經明確、需要多部法律作出相應修改的事項，可以採取“打包”修法方式一並處理；對於需要分步推進的制度創新舉措，可以採取“決定＋立法”“決定＋修法”等方式，先依法作出有關決定，再及時部署和推進相關立法修法工作。我就回答這些。謝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