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痛心的是，起訴書雖然提了不少次“憲法”，卻忽略了“憲法”最根本的功能。“憲法”是用來讓“國家”更進步、讓人民更幸福的，不是用來羅織構陷、不是用來入人於罪的。
我想請問檢察官，102年（2013年）8月31日當天黃世銘一見面就說：“這是純粹的行政不法，如果是刑事不法，我就不會來報告。”檢察官的起訴要點忘了這點。身為“總統”，我當然要相信“檢察總長”，我怎麼會認為“檢察總長”向我報告的司法關說案，是違法的、是我不應該過問的偵查秘密呢？身為“法務部”前部長，我怎麼會認為黃世銘會犯罪、會洩漏偵查秘密給我呢？我怎麼會認為這一位多次在“全國”檢察官票選中得第一名的“檢察總長”，會洩漏偵查秘密呢？
沒有一位“總統”，會懷疑“檢察總長”違法。沒有一位“總統”，會懷疑“檢察總長”跟他報告的事，是違法的、不應該過問的偵查秘密。
我也想請問檢察官，如果時光倒流，我當時遇到了這件令人震驚的司法關說案，應該如何照起訴書的建議“合法、適當”處理呢？去問檢察官我可不可以跟“行政院長”討論嗎？要問誰呢？要問“最高檢察署”嗎？還是台北地檢署？每一位檢察官都要問嗎？如何問？檢察官根據甚麼法律答覆我呢？如果連“檢察總長”跟我說這是行政不法我都不能相信，我又應該怎麼處理呢？還是我什麼都不做，上床睡大覺？
如果依照起訴書的思維邏輯，現在與未來所有的“總統”都將動彈不得，無法行使職權。因為任何“國家”社會發生的大事，都要先問檢察官有沒有偵查；得到任何資訊，都要先問檢察官有沒有偵查；任何官員涉及行政不法，不論是“法務部長”也好、“行政院長”也好、“總統”都不能過問，都不能處理，否則都可能構成洩密或教唆洩密！
看完88頁的起訴書，更令我痛心的是，我想請問檢察官，你們到底認為當時有沒有發生這件重大司法關說案呢？難道是我杜撰一個虛擬的司法關說案，來洩密、來教唆洩密的嗎？
有一次陳瑞仁檢察官在台大演講時，提到檢察官被關說的經驗。他說：“以前發生很多事情：把你叫進去辦公室，裡面坐著‘立法委員’或‘監察委員’，人家就跟你講，說這是某某‘立委’啊，他的親戚有一個案子怎樣怎樣啊，請你查清楚一點。他不會很明顯跟你講，他用暗示的。只要聰明的檢察官退下來就知道這個案子怎麼辦”
我想請問檢察官，王金平院長為了特定個案在電話中跟柯建銘委員說：台高檢陳守煌檢察長有打電話來，說承辦檢察官姓林，林秀濤。她是曾勇夫部長的人，叫我跟部長說，我已經跟部長說了，他會盡力處理。這是什麼意思？
王金平院長為特定個案打電話給曾勇夫部長，說：“不要為了上訴而上訴。”，這是什麼意思？
陳守煌檢察長為特定個案叫林秀濤檢察官到辦公室，要她對特定個案“依法辦理”、“該上訴就上訴，該不上訴就不上訴”，這又是什麼意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