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再次起航的“戰略互惠”號巨輪
倍道而進、履踐致遠，在國際局勢動蕩之際，中日兩國各界都凸現對“戰略互惠”歸位的緊迫性。2023年11月16日，習近平主席在美國舊金山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會見時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雙方重申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原則和共識，重新確認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兩國關係定位，致力於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建設性、穩定的中日關係 。
深閉固拒、怙惡不悛，2024年4月16日，日本外務省發布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時隔5年再次重申全面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係” ，並致力於構建穩定、建設性的中日關係的重要性，但《藍皮書》同時沿襲其國家安保戰略對華定位，再次宣稱中國是“迄今為止最大的戰略挑戰” 。日本一方面想要建立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另一方面卻在不遺餘力地塑造中國負面認知，其跋前躓後、羝羊觸藩的外交說辭驗證了其追隨美國、對華敵視的外交政策正在遇到巨大的戰略阻力與反彈，更呈現其對華“戰略互惠”定位的兩面性與不確定性。
揆情度理、人盡皆知，近年來日本始終在追求隨美遏華的最大公約數，先後頒布針對中國的國家安保戰略以及經濟安保政策等，在積極協同美西方對華實施半導體高科技限制的同時，也為確保其在華經濟利益適度進行某些局部性的“調整”，亦是對國內經濟界的政策性“安撫”。這既是日本外交慣有的“兩面性”，更是其地緣政治的使然，由此亦決定中日關係“戰略互惠”的閾值並未切實體現在日本對外政策之中。如果日本執意做一個缺乏戰略風度與戰略高度的東亞邊陲國家，那就很難與大中華文明鄰國建立起真正的相互信賴的戰略互惠關係。
踔厲奮發、篤行不怠,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日雙方應以兩國領導人重要共識為指引，以共同推動地區穩定與發展為抓手，把握歷史大勢，順應時代潮流，著眼共同利益，妥善管控分歧，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確定的各項原則。未來，兩國應將“戰略互惠關係”定位作為推動雙邊關係改善與發展的導向標，朝著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建設性、穩定的中日關係這一目標共同協力、賡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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