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28日電／本文作者王文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本文刊於2016年第4期《對外傳播》雜誌，該文內容基於作者在 2016 年春季國家高端智庫成果內部研討會上的發言。
自 2013 年春季習近平總書記就“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做出重要批示的三年來，中央各部委負責人、各省主官均就“智庫建設”陸續提出落實要求，各部委、省市自治區也出台了不少推進智庫建設的建議和改革方案，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及各大教育機構、研究部門在原有基礎上整合或新創建的智庫數以百計，一些民間組織和社會企業也參與到智庫建設的大潮中。
據筆者不完全統計，這些年中國智庫的增量已超過英、法、德三國的智庫總量。從“量”上看，的確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也已被公認“逐漸進入了春天”。
筆者在《對外傳播》雜誌上連續寫的 27 篇專欄中曾大量論述過智庫發展的盛況。但是，“春天”偶爾也有倒春寒。在受邀參加了多場各類與智庫相關的會議後，筆者認為有必要借此機會結合自己的親歷，針對全國大搞新型智庫建設中存在的不足之處，談談一些亂象與解決方案。
智庫圈裡變得有些渾濁不清
智庫行業不像 GDP 或軍力，不能只關注總量。國際之間的單個智庫比拼，不是比大小，也不是比人員多少，而是比研究團隊的生產效率、思想產品的質量高低、日常運營的執行能力和優秀學者的長期培養。
從過去三年的情況看，多數新創建的智庫是在原有基礎上的整合，改革方案的討論者、管理者往往要比改革踐行者、研究者多，對機構設置的重視（如設立理事會、學術委員會等）程度也遠大於對研究力量的扶持。從長遠看，這雖是一種奠定智庫基礎的必要過程，但一些著名智庫機構往往會出現“掛名理事、委員”過多的現象。其結果是，智庫機構負責人通常把大量精力花在各類迎來送往的高層行政溝通上，真正執筆幹活的往往是經驗不足的年輕人。一位著名智庫負責人曾感嘆道：“現在的名家都忙著開會，討論怎麼做，真正去做事的人卻是少數。”
所謂“開會”，就是出席各類研討會、論壇和峰會。有位 40 歲出頭的著名學者向筆者透露，忙的時候，一天竟要跑六七場活動。更糟糕的是，當下的各類會議很多都因為參會者的“跑場”，使得會議流於形式，質量大打折扣。參會者做 PPT 的寥寥無幾，遞交論文的更是少之又少。多數演講者泛泛而談，觀點與例證相互轉述，從這個會場流入那個會場，很難見到傳統學人注重實地調研、數理統計和文字總結的扎實學風。久而久之，智庫圈裡變得有些渾濁不清，甚至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在會場通常能看到許多“院長”“主任”“首席專家”等新人物現身，有的甚至還是“沒發表過正式論文，沒有研究偏好，沒有學術專長”的“新三無人員”。還有來自許多獵頭公司、新註冊企業、海外某機構的人士也常在各類會議上勤換名片，積攢人脈，混個臉熟。原本屬於“高大上”的智庫業變得門檻過低。
越來越多“非主流”“非傳統”研究人員的加入本應對原有智庫界產生有益的補充，並加快傳統智庫機制的改革。然而，“新智庫人”水平的參差不齊，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了傳統智庫的改革保守化。無論是官方智庫的改革，還是高校智庫的整合，都沒有呈現開放式、包容式的改革成效，既沒有大範圍吸納社會上的真正“高人”，也未能出現在財務、人事、行政、國際交流上的實質性制度變革。尤其是財務管理制度上的不足更是令人詬病。財政拔款多是重“庫”而不重“智”，對器材購買、辦公裝修、圖書資料的投入往往高於對人員工資、工作績效、智力激勵的投入。相比科技領域知識產權的保護，致力於重大社會政策、改革方案構思的智庫初倡者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一位高層官員曾同情地說：“中國知識分子真的很不容易，建議被采納，不奢求什麼經費獎勵，僅僅只是為了求一個批示證明，而要看一眼批示卻都很難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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