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雖然從地緣戰略上看，各國並不從內心支持中國統一，但是如果兩岸中國人堅持要統一，外界終究無法阻擋。朝鮮半島是有說服力的實例。由於南韓北朝堅決地宣佈支持民族和國家的統一，國際社會不得不重視其訴求，而且準備應對朝鮮半島統一以後的局勢。值得重視的是，目前世界各國也開始思考中國統一的可能與前景了，各國智囊開始討論這個問題。日本著名經濟學家大前研一於2002年底出版新著《中華崛起》(The Emergence of Chunghua)，他預言，台灣將在2005年至2008年左右加入中華聯邦組織。此論激起了日本和台灣的熱烈爭論。美國的爭論也在興起，因為美國的政策一直認為，只有大陸采取武力行動，中國統一才可能實現。然而現在情況不同了，台灣與大陸之間的經濟往來達到了空前密切的程度，以至于美國經濟學家沃勒斯坦預言，兩岸已經開始了經濟整合，並可能在未來二十年內達到統一。5美國歷史學家南希•塔克(唐耐心)更明確寫道，美國應當意識到兩岸和平統一的可能性，指出，萬一台灣決定與大陸實現統一，美國將不能反對，也沒有多少選擇方案來阻止它。美國在台灣海峽有許多利害關係，如果把任何方案強加於人，不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也不會贏得兩岸的人心。6這種聲音將來會更加響亮。
從短期看，兩岸經濟相互依賴程度深化，無論台灣當局如何阻撓，經濟發展與合作仍會按照自己的邏輯前進。經濟合作和社會交往的擴大，能夠為中國統一奠定基礎，但它不可能自然地轉化為統一，也不會立竿見影。從長期看，兩岸中國人才是決定祖國統一的主人。國際因素畢竟是外因，外因終究要通過內因起作用。如果只重外因而忽視內因，就會把資源過度地投向外部，削減了投向兩岸的分量，因為資源總是有限的。在國際因素與兩岸因素之間必須達到平衡，找到良好的結合點，否則會造成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之勢，徒然提高外國身價，消耗我們有限的資源。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工作歸根結底要爭取台灣民心。民心認同則統一水到渠成。在這方面我們的工作已有了很大的進展，但離祖國統一的要求還有很大的差距。例如，大量的台商進入大陸，許多台灣學生到大陸求學，尚未認同大陸，更毋庸說爭取島內的民心民意了。
在祖國統一的問題上，大陸的態度是定量，追求統一的態度不會改變，但具體政策在變，變得更自信，更靈活，更包容；而台灣的態度是個變量。兩蔣時代台灣當局主張統一，從李登輝到陳水扁，“台獨”喧鬧升高，但還維持現狀。未來台灣人民對前途是不明確的，也是不一致的，它證明爭取人心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台灣的民意測驗表明，越是年紀輕學歷高的人，越能接受和平統一的理念，它反映了希望之所在。台灣民意對當局的影響將越來越大，而民意的變化取決於國際因素，更取決於大陸的變化和政策。
國際因素的延續性和變化性
未來二十年是中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中國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同時也要爭取在祖國統一上取得更大的進步。因此必須很好地研究國際因素的延續性和變化性，關注國際趨勢的新變化，以及它對中國統一的潛在影響。
隨著中國持續穩定的發展，“一個中國”的原則仍將為世界各國所接受。中國更深入地融入世界體系，成為負責任的大國，並不會挑戰美國的地位，中美為台灣問題而發生衝突的可能性降低。中國與大國和鄰國將繼續改善關係和擴大合作，各國將顧忌中國對台灣問題的堅定意志，同時也被中國所能提供的合作資源所吸引，不值得在台灣問題上與中國鬧翻。安全問題確實日益突出，但是非傳統安全威脅將促進安全合作，並隨之也帶動傳統安全領域內的合作。中國在加強軍事現代化的同時，努力推動安全合作，積極參加地區雙邊和多邊的安全對話和機制建設，由此減少“中國威脅論”，削弱各國聯手干預台海局勢的動機。這些將是國際因素的延續性。
應當承認，國際局勢的變化前所未有地劇烈，今後二十年可能變化得更快。國際因素變化的新趨勢尤其值得重視。
（一）科技革命、經濟全球化和地區一體化的趨勢
科技革命、經濟全球化和地區一體化繼續狂飆突進。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之間，大陸與台灣之間，綜合實力的競爭也隨之加劇。台灣在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等方面具有研發優勢；台灣培養了數位諾貝爾獎得主，並且還有數十位後備人選；台灣在將科研成果市場化和推廣方面經驗豐富；台灣已經建成了新興工業經濟，其發展層次遠比大陸高，而且還在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如果調整得當，更易跨入知識經濟的門檻；台灣計劃加強與歐美高科技國家的聯繫，建成“全球運籌中心”；並且希望與美、日、新西蘭、東盟和巴拿馬等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一般而言，台灣在未來世界勞動分工中比中國大陸有更大的優勢。台灣當局經濟舉措的最大弱點是，它千方百計地想繞開與大陸的經濟整合，以政治考慮代替了經濟規律。在台灣舉行的“二零零二年全球營運高峰論壇”上，許多與會的外商都表示，台灣目前的貿易投資環境已相當自由，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決不會帶來更多的外資；而處理兩岸關係，尋找新的地區經濟定位，反而能增加台灣的魅力。7
（二）美國一超獨大的趨勢
在未來15至20年內，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仍將維持，但其戰略會不斷調整。美國也愈益深刻地意識到冷戰結束後它所擁有的空前優勢，把未來15至20年作為它維護霸權的戰略機遇期。美國既為世界霸主，就不會停留在一個問題上，它的關注點必然在全球巡視，事事注意，處處分心。目前最使它費神的是中東，重建伊拉克、解決巴以衝突，乃至建立中東自由貿易區，至少要十年時間。排在後面的則是修補跨大西洋關係，如何對待統一而擴大的歐洲，如何與拉丁美洲實現西半球一體化，這些問題都比台灣問題廣泛而緊迫。在美國調整亞太戰略的過程中，朝核問題也比台灣問題嚴重和緊迫。在所有的問題上，尤其是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上，美國不得不重視尋求與中國的合作。在2002年小布什總統向國會提交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把與俄羅斯、印度和中國的合作相提並論。
而在美國國防部2001年“九一一事件”後發表的《四年一度國防審查報告》中，認為歐洲已趨和平，而亞洲是易引發大規模軍事行動的地區，還有正在崛起的國家，更須引起美國戰略關注，其中暗指中國。更有美國許多謀士認為，台灣是美國太平洋第一島鏈的重要一環，不能讓其落入中國之手。但連國防部的報告也改變了對中國的“以威懾為基礎”的模式，轉向“以能力為基礎”的模式，這是重大轉折——反映了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新思考，以及對美國本土安全的重視。由于中國崛起勢頭強勁，大陸與台灣的經濟整合難以阻擋，美國與中國有許多方面需要協調合作，美國的“中國威脅論”猶存，“中國作用論”上升。但在美國更加重視以軍事手段保障安全的條件下，美國強調台海和平、穩定和軍事平衡。美國也與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等國或加強同盟，或密切軍事合作，其中包含著牽制中國和主導台海的用意。中國必須加強軍事現代化，震懾“台獨”和分裂主義，但更需在和平統一上探索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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